外乡人很老了，胖大的黄脸上沟沟壑壑，眼皮耷拉着，几乎看不到眼珠，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看她可怜，除了酸菜，时不时也有人送她一碗两碗新鲜菜蔬。

她的儿子从县城医院下放到此，，已经被剥夺了行医的权利，在深山伐薪烧炭。外乡人无依无靠，半是乞讨，半是捱命地度日。

外乡人除了酸菜，还向人讨要烟丝。讨来的烟丝自然不够抽，时不时要断顿，只能捡地上的烟头应急。一个女人抽烟，在老街闻所未闻，是个稀奇事。电影里抽烟的女人不是特务就是地主婆，外乡人怕也是隐藏的敌人。一群孩子七嘴八舌，热血喷张，决定以捡烟头为幌子担负起监视外乡人的任务。

老街人多是抽旱烟的，竹节做的烟斗，纸媒点着后吧嗒吧嗒，人就罩在云天雾地里。抽香烟的一般都是公家人，公家人在老街拢共就那么几个，因此丢弃的烟头也难得一见。外乡人没来时，烟头扔在地上，和树叶、瓜皮、鸡屎狗屎一般，不入人眼。现在突然成了宝贝。那段时间，抽烟的公家人后面，常常跟着几个孩子。有时，一路下来，烟叼在公家人嘴上还有好长一截，老街实在太短，只能眼睁睁看着抽烟的人进了公社。尽管如此，一天下来还是能够捡到几个烟头的。烟头一落地，还热乎着呢，就被捡了起来。攒到三、四个，急匆匆跑去找外乡人。外乡人住在桂平家的偏屋里，偏屋墙上没开窗，顶上也没明瓦，即便白日青天，屋里也是黑呼呼的，半天才看清楚外乡人坐在床沿上，扯着头上的毛巾擦眼睛，一边擦，一边说话，那腔调像哭又像唱，嘟嘟哝哝的，全然听不明白。谁又要听明白？一个个只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四壁黄墙，裂着横七竖八的纹路，屋里并没橱柜之类，如果有发报机，藏在哪里呢？只有床底，床底黑洞洞的，似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外乡人抬眼见一群孩子站在面前，慌慌地似乎想站起身来，一只虚握成拳的脏兮兮的手伸到她面前，然后慢慢展开，露出几个比米粒长不了多少的的烟头。外乡人灰暗的眼里突然闪出亮光，伸手来夺。她出手很快，一反平日的衰弱的样子，但孩子一闪，掌心里的烟头已随着主人退到后排。如是几次，直到孩子没了兴致，才把捏得散开了架的烟头放在外乡人摊开的掌心里。外乡人有时会笑一笑，有时却睁大眼睛，黄浊的眼仁射出凌厉的光，如刀子一样割人。对孩子们而言，温和的笑容与凶悍的目光，都是无意义的，从未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

我也在那群孩子中间。我们曾经长时间地蛰伏在外乡人的门后，想象着她戴着耳机，被我们当场擒获，但那种滴滴的声音，从未响起来。直到那个午后的来临。夏季虽然临近尾声，但秋老虎来势凶猛，冗长的午后时光，铺里老街汗津津地沉入支离破碎的梦乡，赤日如火、蝉鸣汹涌，我们一群爬到柳树上想逗一回蝉，蝉老谋深算，一有动静，立马噤声。白花花的阳光把街上的石头烧得烫脚，鸡老实地呆在柴禾堆旁躲阴凉，狗懒洋洋地趴在门口吐舌头，我们实在无处可玩，无聊得紧，恰逢捡了两个烟头，于是商量着要搞清楚外乡人床底的秘密。外乡人勾着头，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似睡非睡。见到我们，睁开的眼里竟有一丝惊喜。站在前排的幺幺变戏法一般拿出一个高帽子，高帽子是头天斗争会后丢弃的，已经瘪了破了，外乡人慌慌地想站起身，但是她的小脚还有老迈限制了她，未及站稳，我们已经七手八脚把高帽子戴到她头上。

忙乱间，四明跐溜一下钻进了床底。

外乡人的嘴张得很大，露着灰紫的牙槽，她喊了句什么，然后沉默下来。

她坐在光线很暗的屋子里，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嘴巴已经合拢了，她不动也不说，泥塑的一般。

后来好几天都没见外乡人。桂平说，她病了，整晚都低一声高一声地哼哼着。

病了几日，外乡人又上街了。一手还是那只泥陶碗，只是她的背似乎更驼了，走得慢不说，另一只手还拄上了一根小竹子做的拐杖。

外乡人从此不再抽烟，即使抽，我们也不会再捡烟头。四明说，床底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地的灰尘和两双臭鞋。

偶尔落在街上的烟头，被人踩，被风吹，被雨淋，零落成泥碾作尘，再也无人问津。

最后一堂是物理课，老师在讲台上正做实验，我一扭头，见平隔着一排课桌，朝我挤眉弄眼。我看会老师，看会平，一节课下来，老师讲的什么自然云里雾里。下课铃一响，老师刚宣布下课，还没走出教室，平冲过来，一把拉我马路上。我正纳闷，平说，看戏去吧。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双眉皱成了个问号。她一兴奋就是这副模样。铺里这段时间并没文工团来，哪有戏看？平神秘地说，大段在演杜鹃山。杜鹃山是第八个样板戏，广播里天天都在放“家住安源萍水头”，公社宣传队也排练过柯湘教育赤卫队长雷刚的戏。语文老师说，杜鹃山正在拍成电影，杜鹃花的铺排都是某个大领导亲自指挥的。我不知道语文老师的消息从何而来，但我相信杜鹃山肯定比以前看过多遍的沙家浜，红灯记更精彩。

平两脚伶仃，高我半头，她微微弯着腰，双手搭在我肩上。“不骗你，我大姑来了，她说要唱三天呢”。平的大姑确实嫁到大段去了。她又催我“去不去？太阳都快落山了”

我心里有点犹豫。大段远呀，整整二十里路呢。我个矮，不像平身长脚长，再说，母亲肯定不同意啊。平看我不说话，松开手说，你不去算了，菊反正会去。一转身，走了。我见她迎上了刚出校门的菊，说了几句什么，然后甩着双手，过了石桥。冬天的夕阳照在她们身上，薄薄的亮亮的，透出阵阵寒意。风很凌冽，割得脸生生地疼，怕是要打霜。平和菊迎着夕阳走去，她们都结着齐肩的短辫，辫梢上扎着绿色的空心牛筋。

据说那座山开满杜鹃花。漫山遍野呀，杜鹃花到底会开成啥样子？我追上去，三人相视而笑，顾不上说话，急匆匆往前赶。

到底没赶上。一扇窄窄的门把我们挡在杜鹃山外。三个人如河水枯涸时的一尾小鲫鱼在礼堂外的人群里毫无希望地蹦来蹦去，没看上戏的人太多了，又都舍不得离开。大人、孩子挤做一团。身上虽然不怎么冷，但双脚已经冷得不行，穿着单鞋的脚，似乎踩在冰地上，先是刺痛后来就麻木了，似乎不是自己的。

其实是知道进不了礼堂的，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晓得窗户是不收票的。我们长途跋涉十公里，在夜幕的开启声中奔窗户而来，谁知窗户已有人捷足先登，四五个人扒在几根窗柱间，连缝隙都没给我们留下。

戏看不到，唱腔也听不清楚，只隐约有锣鼓声，偶尔有砰砰的枪响，被墙和人群消解后在深冬的夜空飘飘忽忽，显得特别不真实，犹若梦境。

奇怪的是并不失望。墙内有戏，墙外热闹，南瓜籽包成粽子般五分一包，对面的小饭店有炸得金黄的油汪汪的油饼，我们花三毛钱买了三个油饼，又买了一包南瓜籽，慢慢消磨掉，好像是世上最美的食物。

终于等到终场。潮水般涌出来的人流又潮水般散去。夜应该很深了，相比于人群里的黑，天空有着一种清朗的神韵，一望无际的深蓝里缀着寒光闪闪的星星。一条隐没于黑夜与山峦间的公路，九曲回肠般泛着微微的白光，那是我们的来路，现在它十分安静，只剩几点灯火、几声犬吠，连绵的群山在夜里变化成曈曈暗影，每一处幽深的皱褶里似乎都隐藏着鬼魅，我们从小听惯的鬼故事，发佩红花的月烂鬼，口哨撩人的守桥鬼、面目狰狞的吊死鬼，个个都做鬼做得冤，做鬼做厌了，只想快点找到替身早日投胎。我的心咚咚咚似乎要跃出咽喉，腿肚子软得迈不了步，平和菊平日里胆子虽然比我大，也明确表示不敢走二十里夜路。

礼堂外已经空无人迹，礼堂里的最后一盏灯光骤然熄灭。却没见演员们出来，想必还有别的门供他们进出。三个人商量又商量，最后决定去平的大姑家住一晚。

平的大姑家离公社还有两三里路，一条窄窄的田埂路卧在田野里，如一条僵死之蛇，夜风呼啸，寒霜已然落下，路边的茅草在脚下索索作响。迷迷瞪瞪走进村里，摸进平大姑家，被惊讶的主人安排上了床，褥子下垫着松软的稻草，头一挨枕，瞬间沉入梦乡。

家里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我们以为这并不重要。而且实在太困了，连明天还要上学的事忘在了脑后。

第二天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母亲并没责罚我，只轻声问过我昨天住在哪里？倒是我见了母亲，心情复杂，似乎有几分委屈，心酸酸的，却是脚落在地上般的踏实。

记得鲁迅的社戏，他钟情的是撑船、摇橹、煮吃偷来的毛豆……一句话，钟情某种历险。其实小孩子看戏，戏永远都是恍惚、迷离的，好似隔了一层什么。倒是戏外的一些片段留在记忆里纵然时光涓涓也无法湮没。

也许我看过不止一场戏，独独不能忘记这场没有看到戏的看戏。

人生或许也是如此。一本正经想做的事，未必能够如愿。倒是那些边边角角、枝枝蔓蔓，不经意中有了桃红柳绿之象，呈现出盎然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