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恩师——张老师

读三年级时，教我语文的老师叫张炳震。如果各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把“慈爱”送给一年级时的王宝玲老师，“古怪”送给二年级时的泮崇文老师，“严肃”，则非张老师莫属。

二年级有篇课文，是讲述人的消化系统的，以一颗豌豆自述在消化道旅行来写的。讲到“胃”这个器官，泮老师说：“你们知道胃在哪里吗？喏——”，他一手撩起上衣，露出白白的肚皮，一手摸着胃所在的位置，“就在这里。”他亮出这一招，为我们始料未及，大家都看得呆了，然后他得意地看着我们诡笑。

三年级教我数学的老师，叫杨米良，一头俗称“草削翁”的发型，显得后脑勺特别突出。他声音宏亮，在学生吵闹时便慷慨激昂地演说道理，常爱用反问句式。“……你说说这个样子对得起老师吗？对得起爹娘吗？”拿黑板擦猛一拍，讲台桌上顿时粉笔头乱跳，扬起一阵尘烟，“唵（án）——”第二声拖长上扬，“咹(àn)——”第四声拖长下滑，余音绕梁，教室四壁都是嗡嗡的回声。他抑扬顿挫、无限沉痛地感慨完毕，教室里便是一片鸦雀无声。

张炳震老师看着有点怕人。他一张严肃的长方脸，两道硬直的浓眉，平常不大说话，走路时上身笔直，目不斜视。遇到时跟他打招呼，他就严肃而温和地微笑，露出镶了某种金属而特别显亮的两颗边牙。他常穿灰色的缀着对襟布钮扣的褂子，瘦劲的身材，走在路上，像一截竖着的原木在移动。

“你说你这样画起来像什么样子！”有一次，他严厉地训我，并要我立即擦掉写在额头上的字。那天，我替丁锦勇在额头上写了一个“大”字，也让他在我的额头上写个“大”字，用的是蓝黑钢笔；希望这样一写，我们大脑里的细胞就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顶聪明的人。不料根本等不到大功告成，就被张老师一声断喝，灰了念想。我们便乖乖地擦掉了额上的“大”字。

他也有很温和的时候。那是下午放学后，他偶尔会让我到供销社买点“油枣”，大约半斤的样子，用纸袋包装着，送到他寝室去；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便会从袋里抓出几颗“油枣”放我手里。那是一种油炸成的酥脆的甜面点，在那时大约要算是有点奢侈的点心，我第一次吃到这种东西，便是在张老师的寝室里。

那时我坐教室第一排。有一回上语文课时，张老师忽然叫我上去听写。我在黑板上写字，很快听写完了，就坐回到位置上。“啪！”我感觉脑袋挨了重重一下，只见张老师把书卷成筒状，对我怒目而视。“你看你，刚才在干什么？这个字都会写错！”我一看黑板，原来是把“毛茸茸”的“茸”，写成了“耸”。我脸红心跳，惭愧极了。刚才我是有点走神，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叫我上去听写。从那以后，课堂上我再也不敢马虎了。

从三年级起开始要写作文了。张老师一开始就教我们学会观察，“礼拜天你们要好好观察，写一篇《秋天的早晨》，回来交作文。”张老师总习惯于把星期天说成“礼拜天”。那天，我就起了个大早，沿着田埂穿行在金黄的稻田，沿着山道仰望在风中摇头晃脑的毛竹。

作文交上去了。第二天，张老师就在班上朗读了我的作文。他笑眯眯地读，读完后笑眯眯地讲:“直回同学观察仔细，‘稻叶上的露珠，好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毛竹被风吹拂着，好像在向我点头微笑’，这些句子写得很生动很形象，想象很丰富，你们要向他学习！”印象中，这堂课读我的作文，讲我的作文，成为张老师最开心的一件事，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听着他的夸奖，我心潮澎湃，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更好的作文，让老师为我高兴。

三年级和四年级，我的语文都是张炳震老师教的。五年级时，我转到了朱溪区中心小学，从此告别了张老师。此后，当我的作文被老师班上朗读，被张贴墙上成为范文，在比赛中获得奖项……我会想起刚学作文时，张老师最开心的那堂课。

还有一件事是值得张老师引以为豪的。那是我在仙居中学读高二时，高一、高二、高三所有年级、所有班级的所有同学都参加了一场全校性的比赛——改正错别字比赛，试卷上，满纸都是密密麻麻似是而非的混杂了错别字的词语、成语和句子。在这张卷子上我游刃有余，无比自信，感觉自己长了一双火眼金睛，几乎所有的错别字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在那场参与人数最多的比赛中，我获得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每当想起这个荣耀，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啪”的一声，脑袋上挨的那一下子。

现在我知道了，真正在我的额头上深深地刻下一个“大”字的，不是那支蓝黑钢笔，而是张老师那一颗严肃而热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