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秦赵“阏与之战”、华阳之战及上党高地分析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8-31 22:55:03

 如果从秦国的战略来看,数百年来的关注重点一直是山西高原,对于挡在秦人东进路线之上的“晋”人,也是一直耿耿于怀,无论他们是一个还是三个。如果不是因为东南方面的楚国,实在是过于强大,已经直接威胁到秦国核心区安全的话,秦人倒是很乐意最后再和这些“蛮夷”决战的。事实上直到大家都从齐国身上得到好处后,秦人的本意也还是先对付三晋的。当时的秦国,已经在包括临汾、运城两盆地的河东之地,取得了绝对优势(魏、韩两国仅在东侧还有些许据点),而在太原盆地以北盘据的赵国,就成为秦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了。正因为如此,乘着赵国还在谋划如何从齐国身上割更多肉时,那位赵国的天敌——白起,连续对赵国发动了三次攻击(前282——280年)。在这几次攻击中,赵国在吕梁山区和太原盆地南部的“蔺”(柳林孟门镇)、“离石”(吕梁市)、“兹氏”(汾阳县)、“祁”(祁县)等城邑相继陷落。这些古地名可能会让你感到陌生,但如果我们在地形图上去观察它们,就会发现,这些城邑的丧失,意味在秦国不仅由西至东,打通了由陕北高原进入吕梁山区,进而渗透入太原盆地的通道;也意味着秦国已经实际渗透入了赵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太原盆地。尽管赵国的旧都“晋阳”,因为在太原盆地的北部,暂时还没有直接受到秦军的侵扰,但最起码在太原盆地,能够两线出击的秦人,已经和赵国形成了地缘平衡,而这足以让身在邯郸城的赵国王室寝食难安。


图:秦赵“阏与之战”示意图

之所以说秦、在太原盆地,与赵国所达成的是一种平衡状态,而不是优势状态,是因为秦人如果想全面控制太原盆地的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赵国在太原盆地北部的控制区,可以从北、东两个方面,得到忻定盆地,以及河北平原的支撑(前提是在上党高地的交通线要通畅)外。魏国在河东之地残存的据点,以及韩国在上党高地的优势地位,都掣肘着秦国的北伐工作。如果秦人倾力攻击赵国晋阳城的话,那么在这场可以预见的持久战中(晋阳的坚固,已经有过诸多战例了),魏、韩两国随时可能对秦人的侧后方展开攻击。当然,如果秦人想先把重点放在东线,即解决掉以上党高地为核心的,魏、韩控制区(山西高原上),赵国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秦人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不然统一天下的也不会是秦国了。但在当时,秦人暂时还来不及有进一步的想法。因为在齐、越两国身上收获颇丰的楚国,又开始重新威胁秦国的东南防线了。于上伴随着庄硚入滇、司马错攻黔中之战、白起入郢等一系列的秦楚军事博弈,秦人战略重心暂时向东南方向转移了。只不过在把楚国打残之后,秦人又开始思考解决三晋的问题了。


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秦国肯定应该先把山西高原先解决掉,然后再想入主中原的事。但问题是,“陶”邑这块飞地的取得,让秦人迷上了越地而攻的扩张方式。这不仅体现在,秦国总想着能够假道韩、魏,从齐国身上得到更多的土地,也意味着魏韩两国在山西高原上,那些油水不多的土地,秦国对两国在华北平原上的土地,兴趣要深厚的多。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秦国对于横亘在东进道路上的韩国,反而没有再施加更大的压力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韩国这个国家能够位列战国七雄实在有些勉强。无论从战略纵深,还是地理位置来看,怎么看都不象有长命相。但就是这样一个处在夹缝中的国家,却坚持到了最后。


能够做到这点,很大程度要感谢韩国人的头脑灵活。当初在分家的时候,韩国的重点就在于掌握东西战略通道。无论是当初在黄土高原上占尽优势的魏国,还是现在如日中天的秦国,如果想顺畅的进出华北平原,都必须从韩国所控制的上党高地、轵关陉(王屋山与中条山之间的缺口),以及洛阳盆地经过。如果你只是想有通过权的话,韩国人是很愿意提供帮助,甚至成为战时同盟,去狐假虎威一回;而如果你想干脆把韩国灭了,一劳就逸的解决问题,韩国的说客们又会让他们身后的诸侯们知道,如果作为第一道防线的韩国撑不住的话,那么无论是处在强盛期的魏国,还是现在如狼似虎的秦国,都会让他们马上尝到“唇亡齿寒”的味道。正是凭借这种左右逢源的该当,韩国才能够坚持到了最后。韩国这种圆滑的处世态度,倒也很符合秦国现在的战略需要。最起码他们可以很顺畅的,通过韩国控制的轵关或者虎牢关,进行他们的越地进攻战略。当然,韩国对于秦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他们所做的只是事大而已,就象当年他们紧跟魏国一样。而作出这种调整,也是在几次合纵攻秦后,所收获的血的教训(最多一次,韩国被秦军斩首24万。尽管数字未必可信,但韩国对秦国的心理阴影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以陶邑为支撑点,加上韩国的配合,秦国的军事优势得以在中原地区充分发挥,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其中就包括公元前273年,对赵、魏联军所进行的“华阳之战”(在韩都“新郑”北)。但现在的问题是,尽管秦国在东方的军事行动,似乎战无不胜,但缺乏足够的地缘支撑(韩国可以借道,但不可能全力为秦国提供后勤保障),使得他们后劲不足,经常在胜利后,还是必须退出被攻占的城邑。也就是说,秦国很难将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成果。

如果没有陶邑这块飞地,也许秦人会考虑改变他们的战术了。但现在有了这块“鸡肋”,让秦人就此退出中原争霸的行列,去搞步步为营的推进战略,确实让人心有不甘。也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左右下,秦人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即放弃白起在吕梁山区和太原盆地所扩张的赵国城邑,去交换赵、魏联盟在河北平原的同等数量的土地。


楼主:几个问题请教。1、秦赵“阏与之战”示意图上在济水和武陟县之间标注了“怀”地,颜色上看是赵国的,请问:这个“怀”是赵国的飞地吗?2、百度上叙述“华阳之战”——“.....秦原曾远征齐国,攻取齐的定陶等城邑,然这个地区不和秦本土相连接,所以,秦力图灭掉横亘在秦与陶邑之间的魏国。同时,灭魏以后可以隔绝燕、赵与楚、韩的联系,给对付秦国的“合纵”以打击。前275年,秦伐魏,攻至魏都大梁,韩派暴鸢救援,被秦打退,魏不得已而献温地于秦求和。前273年,魏联合赵国攻韩,打到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韩求救于秦,秦派白起大破魏、赵联军于华阳,斩首15万。华阳之战后,秦、韩围攻大梁,燕、赵两国发兵救魏,魏献南阳地于秦求和,秦怕山东诸国因此合纵抗秦,于是便接受南阳之地并退兵。秦将南阳连同过去攻占的楚国上庸之地合并起来,设置南阳郡。华阳之战是秦国“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战国策•魏策》四)的一次成功尝试”。......请问上面讲的“温地”,指的是现在温县吗?请问上面说的“南阳地”指的是“韩之南阳” 吗?可是如果是的话,为何能与楚上庸地合并而设置南阳郡呢?百度的描述明显有矛盾。而且这种情况在百度上好像很多发现。谢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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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怀”邑是魏国的,打的时候用错了色,一会改过来。百度的东西,可以参考,但当成教科书就过了。以“南阳”这个概念为例,之前曾经解读过,这种以方位、朝向为标识的地名,在古典时期很多的。每个国家、地区都可以以自己为中心,标出东阳、南阳一类地名。这也就给后来读史的人照成了很大的困扰,一不留神就容易搞混。象魏、韩所说的“南阳”,我们在战国开篇时就说过了,指的是太行山脉以南,黄河以北的这块土地,相对于以山西高原为根据地的“晋国”来说,这块土地就是“南阳”,而三晋也继承了这个称谓。

至于说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南阳”,或者说地理概念上的“南阳”盆地,地缘标签来源于秦国,而不是楚国。其实从方位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些端倪来,。而对于秦岭以北的秦国来说,这却是一块新开辟的南土。并且山南(秦岭),水水(汉水)的地理位置,绝对对得起这个“阳 ”字。要不是“咸阳”(咸在这里是“全部”“都”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被都城用了,说不定也会用在这里了。正因为如此,在公元前272年,秦国在南阳盆地设立“南阳郡”之前,现在最著名的南阳之地,还不能享有这个名称,更别说独享了。

如果“南阳”之名被“南阳郡”垄断了太久了,出现误解也属正常。你举的百度中的解释就是一例。温地确实也就是在现在的温县一带,如果你去看地图,正是处在晋之南阳这个区域。最早的时候,还是王室的直属地。所以有的记载中,也就把这次所割让的土地,称之为“南阳”了。至于说和上庸合并为“南阳郡”,那就是因为这个错误而派生出的另一个错误了。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现在我们所说的南阳盆地,也没有和上庸归入一个行政区域。至于上庸则是和汉水中上游的其他两个地缘板块——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共同设立了“汉中郡”。如果大家看过之前的章节,就会明白这其中的地缘背景了。

中国旧有的史观,一贯是从“文史”着手的,很不幸的是,这种研究往往在潜意识里,认为古人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但事实上,记载历史的人是一个个,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机器。即使我们能用“通假字”这样生造出的概念,来帮古人掩饰他们的错别字,也无法单单从文字上,去考察历史的真相。这这些不足,正需要考古学、地缘学一类的研究来弥补。


问题4:从图上看并史料记载,,那么为什么秦王会封白起为“武安君” 呢?难道秦国也有一地称为武安吗?如果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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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君这个封号,不是因封地而得的,而是取其意,大致也就是“以武安邦”的意思。某人得到这个封号,也就相当于他的军事能力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并被认定为是武功最强者。即使是在战国后期,白起也不是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比他稍晚的李牧,因为替赵国抵挡了秦国的进攻,也被封为赵国的“武安君”(封的时候,倒也确实有和白起较劲的意思)。


其实就春秋、战国时代而言,两国易地是常有的事,包括先用军力空袭到对方腹地,占领对方重要城邑甚至都城,然后再让对方拿地来换的情况也很多。只不过这些易地方案,基本都是为了获得能够与自己本土相连,易于控制的,或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土地。象秦国这种放弃能够与自己本土相连的土地,而去交换隔了其他国家(韩国)的土地,的确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不过看看秦国在中原东部所苦心经营的那块飞地(陶邑),我们就能清楚秦国的用意了。对于强大的对手纷纷衰弱(魏、齐、楚),自己的地缘实力却与日俱争的秦人来说,他们太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两线作战的能力了。被晋人隔绝在关中盆地长达数百年的经历,也让秦人对华北平原的渴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都要强烈。也因为这样,秦人决心继续他们“越地而攻”的,中心开花战术。


后来的事实证明,。而书写史书的人,往往将之归结于陶邑领主,那位在秦国权倾一时的“魏冉”。认为他当初带领秦军参与合纵攻齐,甚至后来为了扩张陶邑的控制区,不断的在东方征战(特别针对齐国),是出于私心,为的是陶邑的财富。关于这点,我只能说是角度问题。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史观,任何一件成功或者失败的事件,都应该由某个具体参与者接受掌声或者承担责任。魏冉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被定性的人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依然可以继续让杨家兄妹来承担引发安史之乱的罪责;或者继续感叹,要是秦桧的母亲当年的人生出现一点误差的话,那么南宋可以直捣黄龙了。


鉴于类似从某个人物人性角度分析历史进程的事情,已经进行了二千多年。因此我们还是从国家战略和地缘博弈的角度,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解读。


实际上秦国这次希望得到的土地,并不在陶邑一带,而是在中原的西部,河北平原的南部,也就是魏国的河间之地一带。实际上这次交易,更应该是一次连环交易,赵国会在其他区域补偿魏国。(赵国虽然和魏国已经结成了紧密联盟,魏国却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土地去帮赵国换地)。至于赵国与魏国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并不是问题的重点。关键在于通过这次交换方案,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很希望在河北平原的南部,获得一块新的飞地。在此之前,秦人已经通过战争,逼迫魏国交出了他们所控制的部分“南阳”之地。如果能够交易成功的话,那么秦国将在河北平原南部,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地缘板块。这块新的飞地,对于陶邑与秦国本土(包括河东之地了)之间的关系,能够起到承上起下的作用。而之前,鉴于陶邑的位置过于偏东,驻守于上的秦军,与从河东之地东征的秦军,往往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互动的局面。

假如交邑成功的话,秦人下一步要做的就会是把魏国完全挤出河北平原,将当年卫国所控制的,商王国的王畿之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设置这样一个突出对手腹地的飞地,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接应秦国的全面东进。而如果要想让河北平原的这块飞地,与秦国所控制的河东之地相接,秦国所需要面对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那个已经被自己打服的韩国了。秦国甚至可能在把魏国彻底赶到黄河以南之前,就先攻取韩国在轵关陉(比如武遂)和南阳之地(如“野王”)的城邑,以重复当年晋文公东进的战略。让秦国在河东之地的控制区,与河北平原南部的飞地合为一体。其实在此之前,秦国就曾经攻取过这些战略通道上的韩国城邑,只不过秦人不想在韩国身上花费太多的功夫,在韩人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后,又把它们退还给韩国了。如果秦国在河北平原获得了支撑点的话,那么让这些间接为秦所用的战略通道,归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就显得有必要了。

基于上述原因,秦国愿意拿白起所攻取的,赵国在山西高原之上的土地,去换取河北平原的支撑点,也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事情最终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步骤进行,秦国的这次交换,也许还会被后人视作“奇谋”。而即使是从保守的战略来评估,秦国将目标锁定在河北平原的南部,也比一下子把点布在陶邑要务实的多,也更有机会在短期之内与秦国在太行山以西的控制区连成一片。问题是,历史并没有给秦国实现他们打造另一个“陶邑” 的机会,因为赵国反悔了。


如果是在双方交割土地之前,赵国反悔的话,对秦国来说倒也不算损失。只不过这次秦国相当于被赵国忽悠了一次,是在秦军撤出蔺、离石、,再作出的。也就是说,赵国收了秦国交回的土地,却没有交换过去土地,这种作法无疑让秦国非常的脑火。其实大家倒也不必秦国受骗而感到愤愤不平,这种不守信用的事情,秦人做的也不少。

对于俨然已成为诸侯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秦国来说,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赵国会来这一手。正如在完璧归赵的典故中前283年),蔺相如在让赵王带着和氏璧潜逃回赵国后,对秦王所说的那番话一样,秦强赵弱,赵国在得到了秦国所交付的十五座城邑后,怎么敢不把和氏璧秦上呢(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从完璧归赵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因为秦国的强大,赵国以及其他诸侯不敢在平等的外交活动中欺骗秦国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当时共识。也正因为此,虽然和氏璧因为蔺相如的巧妙应对,而没有入秦,甚至成为了白起攻赵的导火索。但秦国对于自己优势地位的迷信,反而因为白起攻赵的成功而得到了强化。所以秦国这次被赵国 “骗回”了失地,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了。在此之后,无论是出于打击赵国这个最大战略对手的需要,还是为了秦国的面子,秦赵之间的战争都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而由于这次是秦、赵两国的直接PK,。

按照常规的攻击方案,作为报复方的秦国,所能够选择的攻击路线,和十几年前白起攻赵的路线并不会有什么区别。一是由陕北高原向东渡过黄河,向东攻吕梁山区腹地的蔺地、离石,以控制东入太原盆地的通道;二是由河东之地向北,攻击兹氏、祁等城邑,重新让越国退守到太原盆地北部。问题是,既然赵国敢忽悠秦国,就意味着赵人已经做足了充足的准备。事实上自失地之后,为了收复失地,保住赵国在山西高原的半壁江山,赵国已经做了十年的准备。而重新控制住黄河渡口,以及全部的太原盆地,更让赵国的防守形势大为好转。秦人要想再一次突破赵国的防线,难度将大大增强。也正是因为权衡了正面攻赵的难度,所以秦国重新制定了一条攻击线路。就此,一场打破秦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秦赵“阏与之战”爆发了。


发生在秦赵之间的 “阏与之战”(前270年),知名度远比不上后来发生的秦赵“长平之战”。不过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却非常重大,因为他就此改变了秦国东进的整体战略,至于秦国是怎么调整他的战略的,我们在战后就会知晓了。虽然阏与之战与长平之战的名气不能相比,但战役的主战场,却都是发生在上党这块高地上。只不过前者以赵国的胜利而告终;后者以秦国的惨胜而结束。


正如我们昨天所分析的那样,由于赵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且已经将防线恢复至地理分割线上,秦国再想从西、南两面攻破赵国的防线已经很困难了。而如果秦国想打破这种地缘平衡的话,就必须另辟蹊径,重新再选择一个攻击面,以让赵国的防线承受更大的压力。不过从赵国的情况看,由于灭掉了中山国,赵国在山西高原上的国土,与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区,已经全面对接,其轮廓已渐趋丰满。从表面看,秦国已经很难对赵国的某一块国土,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特别是赵国视为根本的太原盆地,赵国自立国之初,就已经通过控制上党高地西北部的山地,。要想将之孤立出来,似乎并不太容易。


好在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即使没有我们现在这样技术支持,心里也十分清楚,无论是魏国、韩国,还是赵国,他们在山西高原上的国土,与在华北平原的扩展区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十分脆弱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都是因为那条南北纵横,切割了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太行山脉的存在。而无论是秦赵两国,还是现在的我们,要想穿越这条“天下之脊”,都必须仰仗那几条被概括成“太行八陉”的孔道。换句话说,如果秦国能够想办法切断太原盆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交通线,那么他们就可以对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同时对以晋阳为核心的,赵国所控制的太原盆地形成包夹之势。而如果赵国在这种防御压力陡增,必须分兵防守的情况下,让秦国又一次从陕北高原渡河攻入吕梁山区腹地,控制了蔺、离石等邑。那么秦国很快就可以从不守承诺的的赵人那里,拿回他们本不该那么容易失去的战利品了。


无论秦国是准备从战略的高度,抱着打持久战的心态,来切断晋阳与邯郸之间的交通线;还是抱着战术的目的,希望藉此一战反攻倒算成功,秦人都必须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上党高地”之上了。要知道,尽管三晋在这块高地上的地缘形态错综复杂,但这里始终是晋国和三晋的自留地,无论是秦国还是其他诸侯都没有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这片山地之上。而这块高地的情况,我们在三家分晋的章节中,已经作过具体分析了。这块整体呈椭圆形的高地,腹地主要由漳、沁、丹三水所覆盖。而这三条河流所形成的水系,所冲程出了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呈品字型排列的三个盆地(谷地),分别是长治盆地、晋城盆地、沁水谷地。当然,这三个河谷盆地的地缘潜力,肯定是无法与华北平原以及山西高原的其他盆地相比了,但如果你想成为整个上党高地的控制者,这三个战略基地却是必须控制的。其中尤其以体量最大,并且直接控制太行山通道入口的长治、晋城两盆地最为重要。


虽然在三家分晋之初,魏、韩、赵三国在上党高地上都所有不少城邑。但经过长时间的战略调整,赵、魏两国都有了更好的扩张方向,反倒是空间和潜力最小的韩国,将上党高地作为了经营的重点。也正是因为战略重点的不同,韩国逐渐通过交换等手段,控制了这三个河谷盆地,成为了上党高地的主人。当然,韩国控制了这块地缘潜力不大,但战略位置重要的高地,,影响他们的战略安全,因此韩国通常是会积极保证两个兄弟之国的通行权的。除非正好韩国和魏、赵两国处在战争状态。而对于“瘀与之战”之前的赵国来说,不幸的是,他与韩国正处在战争状态。



其实我们如果去了解一下三年前,发生在韩国境内的“华阳之战”的背景,就不应该为韩、赵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而感到奇怪了。因为华阳之战的起因,就是因为魏赵联合攻韩,而韩国向秦国求援而发生的。按道理来说,韩国应该和魏、赵两国捆绑在一起,共同应对秦国的。最开始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即使时间再往前推两年,秦国围攻魏都大梁时,韩国也还派军救援过,只不过那次战役等待韩国的又是一场惨败。事实上自从魏国连续丧失了河西、河东之地的控制权之后,韩国就被逼推到了抗秦的第一线。这种情况,显然是地缘实力最弱的韩国所不愿意看到了。一开始,韩国还寄希望于与魏、赵两国以及其他山东诸侯合纵攻秦,以遏制秦国东进的步伐。但在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后,韩国已经不再对抵抗秦国抱有幻想了。随之而来的改变就是,尽量向秦国示好,并且让秦国无障碍的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施展他们越地攻击的战略。


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三夹板的位置上,韩国也不大敢完全倒向一边。经常要在两边游走,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问题是这种两面示好的玩法,做起来总是如履薄冰。经常是秦国看韩国不听话了,就教训韩国一下,打下他几个城邑,然后韩国赶紧表示愿意做秦国的小弟,秦国再把地退回给韩国;而另一方面,魏、赵等国在发现韩国有“叛变”的迹象,将祸水东移的话,也会联合起来教训一下这个小兄弟,让他认清形势。有鉴于此,韩国的事大之道,也就只能根据战争的结果而调整了。


在华阳之战之后,由于秦国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韩国自然站队到秦国那边了。因此在秦国准备对赵国发动报复性攻击时,他们其实并不担忧韩国会影响秦军的行动,甚至可以要求,韩国与秦军协同作战。只不过鉴于韩国的尴尬身份,韩国在这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就好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差不多了。

既然韩国已经站队到了秦国那边,并且已经控制了上党高地的核心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秦国已经可以很顺利的从上党高地发起攻击,并且切断太原盆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战略通道呢?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韩国虽然控制了上党高地的核心区,但赵国始终能够保有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连接晋阳——邯郸的东西交通线,而切断这条交通线,就是秦国最先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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