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母二题 王慧骐
没有围墙的学校
母亲在那所乡村中学呆了有十几个年头。时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时的校舍比较简陋。教室与教室间的隔断，像是用毛竹片将几层芦席夹紧，外面糊了一层黄泥。因此课堂里的喧闹几乎是可以打通的。
那两排一间挨一间的教室门前，有不多的几张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子，泥瓦工的手艺看来欠些，台面上几处凹瘪一下雨便会汪水。孩子们在上面打球也只能是捡个乐子而已。
学校四周没有围墙。学生出了教室跑不多远，便是成片的农田。远远地能望见他们的大人插秧或收割中的情景。贴着教师宿舍的那条路，两边栽了不少的树。树有些年纪了，腰身看上去已蛮粗。再往前去，是一只显得颇精神的池塘。夏季来临，满塘的荷叶铺展开来，沁出一片凉意；入夜后，那蛙声前仆后继地响着，使学校变得格外的幽静。
印象中那时候经常停电，母亲在宿舍里批改学生的作业，会时常借助煤油灯的光亮。有时觉得亮度不够，把灯芯捻一捻，那火苗突然窜上来，好几次燎焦过母亲额下的发丝。
母亲是个英语老师。那些年一些主课都很难上好，更何况英语了。农村的孩子觉着学这些一点用没有，所以上课时便各干各的，秩序也就差。母亲心犹不甘地出力喊了，但大多无济于事。她也只有对几个靠着讲台近些或稍有兴趣的学生尽点心了。若干年后，有两位当年的学生专程乘了车来家中看她，说起母亲那时教书的艰难，师生几个都有点忍不住地擦了眼泪。
在我十来岁的光景，曾几次随母去那所校园小住，因此那些影像会时常浮现于脑际，而始终挥之不去。
题一幅旧照
那应当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母亲穿了一件极普通的府绸短袖，那衣衫至少穿了有几年，原本蓝茵茵的色彩已被洗得很淡了。她端坐在那张朝南的平时有阳光洒进来的书桌旁，桌面上摆放着父亲关于植保机械的书稿。母亲的钢笔字几十年如一日的清秀，娴静。她退休后的好多时光就这般在为父亲默默誊写书稿中度过。
照片里的母亲，眉宇间似有若无地流出一点浅浅的笑。头发留得不是很长，惜已基本花白。这方面母亲遗传了她父母的基因，约莫50岁上下头发就渐渐往白里走了。
母亲那淡淡的笑容里，分明传递出一种随遇而安的自足与温婉。她大半辈子生活的地方并非自己的故乡，为了家和孩子她选择留在了这座城市。几十年里经历过不少生活的周折，包括在几处乡村学校较长时期的逗留和辗转。但母亲的生活态度一直都是达观且积极的，平日里很少听到她向谁抱怨过什么。
那一天，母亲投向镜头的目光，除了一份快慰，感觉还有一种让人心酸的坚定。母亲一生养育过八个孩子，体能的透支不言而喻。到了晚年，她不仅消瘦，骨质疏松症也相当严重。尽管出门行走总小心翼翼，但还是让人骑车给撞了。骨折了的腿脚被敷了石膏，吊了牵引，可病榻之上，她却能强忍疼痛，自寻其乐地哼唱年轻时学来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等唱段。
母亲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这幅旧照摄于她70岁那年。事先并无什么准备，爱好摄影的妻子（她和我母亲一直相处得很好）在我们回乡的那天下午，近乎神来之笔地抓拍了这个镜头——把母亲最真实也最传神的形态留下了这个世界。我为此感激我的爱人。
我的母亲 周爱霞
我的父亲姓周，在村里排行老四。大家都称他四叔。母亲姓胡，名叫改芝。嫁给父亲后，大多人都不知她的真名，大家都叫她四婶。
母亲属牛，今年七十岁。身材高大。一米七二的个头，最瘦的时候也一百七十多斤，她走路咕咚咕咚地都带风。从现代人的标准看，算不上美女。母亲，不识字，可在农村，绝对是种田的“好把式。”有一次，去姥姥家走亲戚，无意间，看到相框里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母亲二十岁左右，身材高挑，圆脸，短发，长裤，很是清秀。
在她二十四岁时，嫁给小她两岁的父亲。父亲兄弟姐妹七个，大姑结婚不久生了病，年轻轻地就去世了。听说，二伯父在小时候在河里洗澡淹死了。只剩下大伯父，三伯父、父亲二姑和三姑五个兄弟姐妹。
这么大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实属不易，爷爷很早就把家给分了。因为宅子不够，父亲就暂时住在别人家的空闲的房子里。母亲和就像不知疲倦的老牛，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白天下地，晚上在微弱的油灯光下纺花织布，我呢，坐在床边等着到生产队加夜班的父亲。听到“吱呀——”开门声，我大步迎上去，父亲手里捧着热乎乎香喷喷的油饼。他干了半夜的农活不舍得自己吃，拿回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望着黄澄澄的厚厚的油饼，我努力咽着口水，母亲忙从中间撕下一块，我把油饼塞在嘴里，油饼的香味顿时溢满了口腔、头顶、脚尖，最后达到到每一个细胞。我敢说，那时我吃到的最美味的膳食。直到现在，那夜的油饼的香味仍萦绕在我的脑海……
为了尽快回到自己的家，父亲要了一块紧靠着村口大坑的宅基地，这块地没人要，母亲认为坑边很容易发大水，这样的房子不牢靠。父亲说，我们可以把坑周围垫起来，这样呢，宅基地比别人家的还会大，另外，大坑内还可以栽上树，这样风景也好。
那一年，母亲把家里的麦子都卖光了。他们从几十里外的集市上买来了木头。冬天，他们就用小推车来把宅基地周围的坑慢慢垫起来。母亲用绳子在前面拉，父亲在后面推。整整一个冬天，他们两个就吃着窝窝头，把一亩三的宅基地全部整得平平整整。
第二年春天，在村西头建起了第一家浑砖的房子。红红的砖瓦无论谁看到都会赞叹不已，羡慕不已。
有了这样的房子，父亲母亲更加卖力地侍弄自己的田。别人家锄一遍，他们非得两三遍。为了积肥，父亲很早就起床，到外面拾粪，母亲就在家里做饭。
母亲是个大手大脚的人。缝缝补补更是粗针大线，对收拾家没有概念，家里的细活很少做好。她做的饭菜是乡下最简单的做法，什么南瓜粥、面疙瘩、面条、糊涂（玉米粥）、疙瘩汤……对于比较复杂的饭菜，包子、卷卷、面条就很少做。做出来不是咸就是淡。蒸出的馒头，因为太急，大多是不熟的。一次，过年炸丸子，她先倒一碗水，然后放进两碗面，发现面多了，再加水，水又多了，再加面。最后，炸出来的丸子整整两大锅。
母亲做得最好吃的就数豆什的了。豆什是我们那个地方的特产。三伏天，先把豆子煮熟闷一晚上，第二天用麻叶铺地，报纸盖上，放在阴凉的地方，等它们发酵长绿毛，掰碎放入茛瓜（鲁西特有的一种瓜），加上盐、花椒、大料、姜、蒜、花生米，密封后静等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刚做出来的豆什，放上葱花，油，在大锅里炖，开后，咕嘟咕嘟地冒着香气，拿一个馒头，掰一块直接蘸入碗中，酱香油香，花生香，还有瓜香混合在一起，让你欲罢不能。每到蒸馒头炖豆什，筐里的馒头都下了一大半。
与其这样，母亲更愿意在田间耕作。对于田里再脏再累的农活，她都不怕。每到夏天割麦子，我们家总是第一家动镰。半夜，母亲总是早早地准备起来，早饭做好后天还不亮，才把父亲叫起来，告诉我们在家乖乖地。他们就出现在田间地头，伴着星光，一前一后猫着腰比赛割麦。天亮时分，麦子已经放倒一大片……
后来，家里做饭的任务就摞在我的肩上。经过多次的失败，我终于做出了全家吃得下的饭菜。
小学一年级时，春天，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路旁七彩的野花开得正艳，我一边唱，一遍采，不知不觉，天快黑了。我突然大便急了，憋不住，看到周围一个又一个的路人经过，无奈只有拉在裤子里了。我兜着一裤兜的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
母亲闻到，一边骂一边烧水，给我洗了，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裤子，嘴里嘟嘟囔囔地数落不停。这件丢人的事，母亲从来不遮掩，特别是到后来我在叛逆期和她闹别扭的时候，她就拿这件事来压我，说起来现在还后悔。
母亲重男轻女，她最喜欢儿子。随便他吃，只要弟弟想吃什么，母亲就给他做。家里做顿改样的饭菜，鸡蛋羹、鸡蛋饼、肉、水果，这些好吃的，都是弟弟一个人的，我们只有看着的份。刚开始，也不服气，一直说男女平等，现在就连家人都这样对待，和他们理论，每次母亲的回答都是毫无理由。心里的委屈只有自己来承受。后来，习惯了，也不争了。
我和母亲恰恰相反，母亲最爱干农活，而我却最怕的却是农活。也不知咋地，一到地里我就迷糊。一次，田里庄稼浇水，要我去看水。我顺着水流把铁锹放在溪流上，一路欢歌。母亲从远处走来，大喊，那么大的口子你不去堵，还在这里唱花舞叫的。她几步跨过溪流，拿起铁楸狠命往田里挖土，几锨下去，豁口堵上了。母亲的大半截裤腿也湿了。从此我才知道到底看水不是观察水，而是堵口子。
还有一次，我放暑假回家，我几次要求去田里帮忙。母亲说，这几天没事，你在家呆着吧。暑天热得像蒸笼，在家里更感觉一丝风也没有，实在是无聊至极。我偷偷来到棉花地，看到满地的棉花叶绿的发亮，绿的发黑。想起，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在枝桠间的是杈，它是不结果子的，要把它掰掉。既然来了，就帮着母亲收拾一下吧。我费力地拨弄着棉花杈，凡是枝桠下面的都被我掰得干干净净。
“哎呀，你这是干啥，把棉花枝全部掰掉了。只剩下叶子，这棉花还长棉花桃吗？这都废了。”母亲愤怒地扬起地上的棉花枝，开始骂起来。
本来想着帮忙结果搞成这样。我更不敢下田了。父亲也在一旁帮腔，说我拿锄头的架势就不对，反正我一到田里，什么都不对了。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离开这地狱一样的农村，对母亲也没有太好的印象、我总觉得，她没有我看到书本上的母亲伟大。也没有人家母亲的温柔。她给我的印象脾气暴躁，又重男轻女，从来没有为我着想。
直到有一天……
我突感不适，经过一算，已经到了预产期。婆婆家为了省钱，把我送到不要钱的社区卫生室，谁知，在那里三天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挂着水肚子就痛，停下，就没有任何症状。后来，就回到家，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坚持去县人民医院，在母亲的坚持下，我到了医院，医院只剩下老公和母亲。母亲找到当院长的哥哥，很快给我做了检查，医生说孩子很危险，建议马上住院。挂上水不到两个小时，我疼痛难忍，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一声不吭，一会儿，坚持不住，晕倒了。母亲看到后，赶紧跑向院长哥哥家，可能太急了，也可能腿软，母亲一米七的个头，一百七十斤的体重，就这样重重地摔倒了。后来，在医生的努力下，我顺利产下可爱的儿子。对母亲的偏见也渐渐消除了。随之而来的是对母亲永远的愧疚与感激。
父亲在他五十岁那年，一句话没留下，走了，这个家都落在母亲的肩上。在那一刻，母亲一下老了十岁，说话声音再也不像以前的洪亮，腰板也似乎没有之前的挺直。我们为了生活，也渐渐离开了老家，和母亲见面的日子不多，每次回家，都感觉母亲白发多了。皱纹更深了。原来走路都咕咚咕咚带风，现在脚步也软了。都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苦。
转眼又到母亲节。她今年七十岁。在这一节日，我想说：“谢谢你，我的母亲！”
一首千秋岁，送给远方的母亲。
路边村外，不见星儿绐，月儿魅，花儿馤，虫儿还耍赖，双影匆匆徕，田野里，风儿点点心儿槩，斛玉苍天赉。 露水浑身盖，腰勒紧，刀磨快，两人称比赛，不觉三遭闿，频感慨，当年光景谁仍在？
母亲的一些小事 张建林
母亲节就要到了，几天之前，我就想，要写一点文字，但一直没有动笔，不知道如何下笔。
母亲属蛇，今年七十七周岁，虚岁十七八了。我女儿也属蛇。我几乎天天写一点文字，当然，流水账一样的日记也算在内。但似乎很少写过母亲。只有写童年的时候，会写几句。
不久前，准确地说，为了诗社公众号的征稿，我写了三首绝句，题为《致母亲》。写的之前，我想了下，我想，应该写点小事，小到没有什么价值的也可以，前提是真实，真情实感，这样的诗，也许写不好，但起码不是假的。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是的，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家妇女。我们家是渔民，祖父祖母是渔民，外祖父是渔民，但外婆是农民。祖父我没有见过，祖母有点印象，也很早就去世了。外祖父一个人看簖，在甘溪村旁的洋沙坑，那是大队的一个养鱼荡。关于外祖父，我似乎写得比较多。我们家虽是渔民，但没有在渔船上住过，一直在岸上。小时候，在陆家桥租了一间老房子。一家六口住在一起。父亲在大捕捞干活，母亲在蔬菜地工作。蔬菜地就在我们家旁边，只记得，种长豇豆、西红柿、茄子、辣椒等等，还有青菜、萝卜、大白菜、卷心菜，还有红薯、土豆。
后来，母亲在大队食堂烧饭，我已经在上小学了。大队里有一个学校，两个老师。我七岁的时候，看见学校里在报名，可能是好奇，也去报名，但老师看了看我，问了我年龄，然后，说是太小了。我回家，叫我母亲一起去，母亲领我去学校，跟老师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最后，老师答应让我读书了。
因为孩子多，兄弟姐妹有四个，加上生活比较困难，母亲的心情不是很好，经常会发脾气。我读书的时候，可能比较笨，字写得很丑，有些笔划多的字，写得很大。有一次，因为字写不好，橡皮擦了好几次，结果，方格薄擦出了一个洞。老师就狠狠地骂我，又到家里去告状。我在班上可能是最小的学生。那次，母亲好像没有责怪我。有时，母亲发火，那样子是很可怕的，她会把门关起来，然后，用扫帚把或者竹竿之类的东西打屁股。有一次，不知我做错了什么，不敢回家，就逃到外祖父那里去了。我们家离外祖父的鱼簖相距不是很远，大约三、四里路。
七十年代末，母亲已经是中年了，她进了大队的电镀厂，当了班长，一个班组大约十人左右，或者七、八人。母亲是比较能干的，虽然不识字。五十多岁的时候她退休了。队办厂没有退休工资，那时也没有社保。
我一直觉得母亲没什么变化，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才突然发觉，母亲老了。头发白了，视力减退了，走路也慢了。她有胃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她一直住在弟弟家，很少跟其他老人接触，有时，会去看看老戏。吃了晚饭后，和别人一起，出去散步，绕一圈，回来睡觉。母亲胆小，一个人不敢走路，特别是晚上。一般情况，她很早就睡觉了。前一阵，我中午回家，偶尔会在路上碰到母亲，一个人在散步。可能晚上没有人和她一起走。
现在想想，母亲在我小时候虽然打过我，但对我读书一直是很支持的。我初中毕业后，想工作了，为家里减轻负担，学校领导到家里来动员，做思想工作，于是，我读了高中，成为渔业村有史以来第一个高中生。这一点，应该是特别要感谢母亲的。如果不让我读书，也许，以我的智力，可能什么活也干不了，甚而至于，独立生活可能也成问题。父母亲让我读书识字，我虽然至今仍没有什么出息，但至少，让我从书中学到了很多到东西。
我感谢母亲，是她使我成了一个或者半个读书人。对于她的母爱，却无法回报，这是很愧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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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建林 石爱芝 吴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