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

文 | 张国钟 

姑父去世时，我没去奔丧。这是我此后多年隐隐的痛。

前几年春节，过了正月十五，我去曲师大读教育硕士。刚刚报到，妻子便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心里一沉，以为是姑父去世。

然而不是，是一个搞印刷的文友的死讯，说他因为操劳过度竟在深夜送货时累死车中，一个人孤独地死去，直到天亮才被警察发现，死时刚过四十岁。

在深深的伤感中，我对于垂病中的姑父越发担心起来，我知道他已经时日不多了。

果然，时隔不久，姑父去世的噩耗传来。因为路途遥远，我又刚刚入学，也就借故没有回来，而这其中也有我不愿面对他离世的成分——只要有借口。好在姑父病重时我曾陪他去过几次医院，也算尽过一点孝心，心里的歉疚似乎也随之减轻了一点似的。但愿他在天有灵，能够原谅我的无情。

说到姑父，不免提到他的家庭。听父亲说，解放前姑父家曾是他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别的不用说，打土豪分田地时光是上好的家具就堆满了他家的前院。然而姑父一家却因此倒了多年的霉，吃了许多的苦，家里也穷得比一般人家更穷了。覆巢之下无完卵，当世界迎来翻天覆地的巨变之时，裹挟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冲击。时代使然，人心使然，在所难免，无需过多的心存悲喜。

我不知道他们家原来是个什么样子，败落后的境况我是知道一些的。我小时候曾在他家住过一次。那是他家原来的马棚，房子的狭窄、拥挤、破旧不必说，印象最深的要算他家的老鼠和跳蚤了。夜里，天棚上的老鼠像过马队，寂静的夜里，这响声格外惊心动魄。土炕上就一张破席，几个人盖着一床被子，跳蚤顺着腿脚、脊梁乱爬。那一夜，分外想家的我又哭又闹，把一家人折腾得都没睡好。天不亮，姑父就把我送回了家。多少年来，我一直对此印象极深。

农忙季节，母亲虽然很高兴勤劳能干、说话风趣的姑父来帮忙干活，但却很害怕他住在我家，怕他身上的跳蚤。有一次，是一个严冬的早晨，母亲把姑父盖过的被褥晾到院子里，惊讶地发现那上面趴满了鼓着小肚子的跳蚤，寒冷的空气把它们冻得几乎不会动了。这事我也亲眼所见，所言不虚。当然这件事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后来的情况自然有了变化，可那时的姑父已经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我不知道他在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下是怎样挺过来的。

天知道在以前的岁月里，姑父和他的一家人受了多少煎熬！但我似乎从没听他抱怨过，而他似乎不会抱怨，他所做的，就是熬，有滋有味地熬，这让我对他平添了几分尊敬。

姑父不识字。我听说他的父亲好像也不识字，并且反对姑父读书，只是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全能的庄户好手，然后继承家业，多置田产，继续过着多子多孙的传统日子。但正是因为不识字的缘故，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他家没有文化，没能顺应时代浩荡的潮流，这才遭受了更大的打击。这大概就是古训中说的“诗书继世长”的道理吧，倘若姑父读过书，接受过新思想，凭他的家业、他的能力，也许可以做出一些捐田产、闹革命之类令后人引以为荣的事迹来！而他的一家也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艰难了。虽然说世事难料、命运无常，但是多读一些书、多见一些世面，人在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时，自然会多一些经验、少一些挫折的。

姑父人长得很帅气。前些年，电视里放香港的武打片《射雕英雄传》，我们都觉得他很像里面的大英雄黄药师，那眉毛、脸庞、身材，那神情，都挺像，就差手里面握一支紫竹萧了。这让我们这些晚辈对他陡添了许多景仰。再加上零零星星地听说的关于他的故事，诸如单手上树、力掀千斤巨石、一顿饭能吃数斤牛肉外加几张油饼等等，又让我们的景仰中增添几分神秘感。

也许是他父亲的培养，也许是他生活的环境与他的个性使然，姑父的农活干得极好。种地、养花、烤烟、侍弄瓜果，样样在行；建筑、修理、赶车、使唤牲口，般般拿手。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他都极耐心、极仔细，凡经他手的每一件事物仿佛都成了一件艺术品似的。他那赶车的马鞭，从鞭杆到鞭梢都经他亲手拾掇，鞭绳、鞭梢花纹拧的细致得像女孩的发辫，末梢还系上一条红绸，煞是好看。握在手里，人都觉得精神不少、神气不少，我们这些小孩都以能够玩一玩他的鞭子为荣。当然，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有时候，也让人觉得有些残忍。我记得有一次一头骡子发了犟脾气不听使唤，让他左一鞭右一鞭一顿鞭子抽得服服帖帖，然而骡子身上却留下了一道道肿得老高的鞭痕。我们看得有些不忍，父亲埋怨他太狠，他却说：“牲口的记性很好，抽它一次，它就永远记住了。不然，杀不住它的性子，不定什么时候，它就要闯大祸的。这其实是对它好。”这大约是他一辈子使唤牲口的经验吧。

他这种硬汉子精神，更多的则是体现在他自己身上，烈烟、辣酒、浓茶、重活、一生的苦熬，他是全然不当回事的。也许，他一直是在把自己也当作牲口来对待，也许，他从来就是把牲口当作像他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我更相信后者。六十多岁的人了，同他一起干活的年青人，也没有一个敢跟他较劲的。有一次，我到姑父家，正赶上麦收，看着他一个人在烈日下拽着个碌碡一圈又一圈地在打场，那么细致、那么耐心，似乎完全忘记了烈日的存在。我一时兴起，替姑父拉了一阵子。他抽空歇了一回儿，喝了壶茶，半嘲弄半夸奖地鼓励了我几句。没想到肩膀疼了好几天，脊背上有的地方还褪了一层皮，惹得母亲埋怨了好几天。但姑父那烈日下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我很向往成为梵·高、米勒那样的画家，那样，我就可以把这一幕细细地画下来：浓烈的阳光、金黄的麦穗、淡青色而泛着白光的碌碡、那一绺刚刚触到场边的树阴、一把土红色的里面似乎永远装着半壶以上茶叶的破嘴茶壶，还有这位似乎一辈子也不知道劳累的老人……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悲天悯人的情结让我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去观察、体验像姑父一样的常人的痛苦，并且深信屠格涅夫所说的“穷人想哭的时候都在笑”的名言。但生活的现实又常常让我非常矛盾，我发现他们非但不缺少快乐和幸福，相反，他们快乐和幸福的纯度常常让人羡慕。极其容易满足，又极其善于体验幸福，常常是一顿饱腹的粗饭、一杯解渴的生水、一阵沁凉的微风、一堵背风的断墙，甚或只是一次虚幻而满足的想象，都会让他们备感生活的幸福，就像姑父的一生留给我的印象。直到现在，我总觉得那些大谈苦难的人多多少少有些肤浅，不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像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一个真正经历过苦难而又充满智慧、热爱生活的人，总是能在生活中发现比苦难更多的幸福和快乐。这不是愚昧和无知！

一个蠢笨的人即使在天堂也会觉着头戴荆棘，而一个智慧的的人即使在地狱也能品尝幸福的甘露。

，扫过大街，出过伕，赶过车，种过地，凡是可能受的苦，他大都吃过，但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见他愁眉苦脸过，他的风趣、机智常常让人与他一起开怀大笑。甚至前年冬天他病重的时候，我陪他去医院检查，他硬是自己走上走下地爬楼梯，坚决不让我扶他一把，中午在我家吃饭还告诉我怎么养花。他的坚毅和镇定，竟让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已经极度虚弱。后来，我和三哥去看他，正碰上他骑着三轮车拉着蜂窝煤缓慢地回来，一只鞋子掉了他竟都没有发觉。等到病情又重的时候，他吃一点东西，都会难受，晚上一个人靠在床头一靠就是大半宿，但他硬是不吭声，不愿意打搅姑母和孩子们。

姑父其实没有病，或者是没查出来。三番五次地到医院检查，拍片、验血、查尿，一直没有发现问题，就是消化、吸收、排泄功能不行了，吃不下饭，浮肿，他就像一堆熊熊的烈火，燃到了尽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没有在他身边，不知道他有没有渴望过死，但我想他一定不再愿意给孩子们增添负担了，所以，他才采取了维持的办法，不再继续治疗。

我其实是可以回来参加他的葬礼的。但是我害怕见到我的苦命的姑父的遗容，害怕最后的告别会让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消失的更快，也害怕正视自己无力承担沉重而无望的经济负担而坐视长辈死去的愧疚。

对于一个承传着我们血脉的新生命的到来，我们殷勤、巴结、讨好；对于一个传递给我们血脉的旧生命的离去，我们却常常是淡然、漠然、如释重负，简直还有一种谋杀的快感。所闻与所见的身边的亲朋与熟人因为贫病交加而亡故的不少了，做儿女的，又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良心的责备呢？

前些日子，夜里梦见姑父，看见他正在一片新耕过的土地上同乡亲们一起播种。他大步大步地在田间走着，大声地说着、笑着，依然像生前一样快乐……

醒来，我想了许久，心里觉得很轻松。他终于可以解脱一生的苦难和临终的病痛了，这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解脱，感谢他老人家又托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梦！

人生之旅，就像是乘坐一列火车，曾经在一节车厢里的人，到了另一节车厢里，不过门被永远的锁上了。今后要想见到姑父一面，也只有在梦中了……

三十多年来，我已经耳闻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亲人的，朋友的，乡亲的，老师的，同学的，熟识的，陌路的，老病的，猝死的，群体的，独个的，该死的或不该死的……而自己经历过一些凶险，对死亡的恐惧一点点在减退，但面对它我却怎么也不能释然。王羲之说的好：“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我理解，这不是号召人们赖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心存敬畏地活，认认真真地活，活出滋味来，就像姑父那样，这不是单凭有知识就能做到的。

有一次，姑父认真地对我说起过他的一件并不光彩的事。解放前夕，，后来就逃回来了。但他从不敢瞄准人开枪，只是有一次拿枪逼着一个老乡跟自己换过湿棉裤。“嘿，那次真是不忍心，不过，要是不换，我穿着带冰碴子的棉裤行军，非冻坏身子！可惜了我那条新棉裤了！那人也不亏，回家一烤，能穿好几年！”姑父的脸上也不知是歉意还是心疼。

最后一点需要补记的，是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的姑父，在经历了若干年种种的屈辱和磨难后，正赶上政府为他们“摘帽”，他便去公社办手续。

办事员查了半天，说道：“你不是地主分子，这里没有你的档案！”谁说不是呢，解放的时候，他才十六七岁，还没跟我姑姑结婚呢。

这件事，我是听父亲讲的，挺有意思。要是它发生在一个名人身上，也许要大肆宣扬了，但偏摊在姑父这样的小人物身上，又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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