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高考作文，总让人想起味同嚼蜡的八股文，特别是那密密麻麻的小方格，我对它没有一丝好感，总感觉他在为难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
比如说，2018年全国语文卷三
（适用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地区的考生）
“深圳”“浙江”“雄安”，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十分陌生的地方，仅仅是在电视中有些许听闻，让我们如何写出深刻的感悟呢？
而2017年的作文题，更是赤裸裸地“欺负”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贫困考生。
面对这些“关键词”：、广场舞、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等，我们真的感到很茫然。
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共享单车和移动支付，只有自行车，有人甚至没有信用卡、银行卡；我们没有坐过高铁，大多仍依赖于传统火车，甚至大多数人出门只坐汽车；我所生活的村庄没有广场舞，父母被沉重的农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干农活，就无法承担学费；18年来，我甚至连家乡的县城都没有出过，所有大中城市的“PM2.5”，对我而言亦是陌生。
图：重庆奉节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就在九盘河上乘坐溜索下乡办案。他们有的只是一条共享索道，而不是共享单车。
在这种作文题目的竞争中，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完全处于劣势。难道我们真的不会写一篇好作文吗？其实不是。只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生活在城市的出题者，过于站在城市的视角，人为抬高了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考生的门槛。也许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贫穷，也无法理解穷人的所思所想。
《长安剑》报道中讲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记者在贫困山区采访一个贫困家庭，母亲正在给孩子泡面，记者对孩子的母亲说：“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
孩子的母亲说：“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
生活在城市的记者眼中，方便面是“垃圾食品”，而在贫困山区穷人眼中，那是生日时才吃得上的奢侈品。
进入21世纪，不仅高考的出题结构有问题，更重要的是高考并不能整体改变穷人的阶级地位。它用“个别的改变”来掩盖“整体的不能改变”。
的确，高考拼的是努力，但是更准确地说“拼的是爹”，富人的孩子可以上1000块钱一堂课的补习班，可以全国旅游，可以全面发展，而我们大山里的孩子却只能捧着几本教材苦苦耕耘。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一点脾气都没有。
过年回家听家里人念叨，谁谁家的孩子去了本市某初中，光择校费就9000元/学期，可以理解为为上一个初中一年花两万左右。谁谁在市区买的三套“学区房”，为了孩子上小学用。谁谁又找了教育局长批条子，孩子进了省重点。
那么，一年近两万元的择校费，三套学区房，什么样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呢?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动用教育局长批条子呢？
这不禁让人愤慨，在当今社会，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者：非富即贵。而真正的底层民众，绝大多数的人因为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家庭原因、自身原因等等，绝大多数压根就走不到高考这一步，何谈高考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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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全国小学生招生人数为2201万人。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为840万人。2010年，全国本科招生人数为351万人，专科招生人数为310万人。
1998年上小学的孩子2010年高考，没有错吧？做个简单的数学题840/2210=38%，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同龄人中，有60%多的人压根就走不到高考改变命运这一步！他们连高中都没上，更遑论大学教育。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甚至城市学生占到了90%以上。”
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未必拿到中产阶级的入场券。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
2011年，重庆市丰都县董家镇关圣场村六组，年仅6岁的黄秋钰提着捡来的塑料瓶，回家卖钱买小鸡。黄秋钰养了20只小鸡，打算当它们长大后，卖掉挣钱供自己继续念书。小秋钰父亲长年不在家，母亲离家出走数年，她与年迈多病的婆婆爷爷相依为命。此事件经新闻报道后，引起美国、加拿大华侨及国内好心人捐款捐物。九龙坡区驿都实验学校，将黄秋钰接到该校读书，并免去了小学六年12000元的学费。
学校为谁开门，这是直接关系到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重大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高等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及其子女入学。而今，苏联的高等学校却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以新西伯利亚为例，在那里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挤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官僚)的子女则百分之九十进入了高等学校。这两个“百分之九十”，就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有力证明。更有甚者，苏修叛徒集团还费尽心机地大搞“天才教育”，设立什么“天才学校”，挑选所谓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天才生”，都是从享有资产阶级特权的上层人物的子女中挑选的。由此可见，苏修叛徒集团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进一步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教育大权，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在教育领域对工农及其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选自《苏修教育——一面镜子》)
2011年，江苏省苏州市，“杀鱼弟”在父母经营的鱼摊上照料生意。
这不仅让我想起电影《武训传》。
武训的义学改变了穷人受压榨的地位吗？
为什么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为什么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
因为武训的义学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
武训的义学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第一，传播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
第二，培养一批统治阶级的基层触角。
第三，选拔个别出身贫寒的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集团。
武训的义学能改变多数人的命运吗？
显然不能。武训的义学能改变个别被统治阶级选中的出身贫寒的优秀人才的命运， 却不能改变整个被统治阶级饥寒交迫的命运。
武训的义学不是削弱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是强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与之类似的，还有欧洲的教会学校。设立这些学校的目的和最终效果，绝不是削弱统治，而是强化统治。
记住，在阶级社会中，造成阶级差距的绝不是教育水平，而是对统治者有利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产品的分配，。要改变多数人悲惨的命运，必须要颠覆对多数人不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思想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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