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 | 周云蓬《歌者夜行》第二章 梦见火车

口述：周云蓬
采访 撰文：绿妖
摄影：贺延光

 本文转载自《读库》歌者夜行 

　　 1994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做工人，却无活可干，厂家招他是为了政策免税，他决定离开。1995年，他带了父母给的六百块钱来到北京，在圆明园画家村每月八十元租一间房子，开始以卖唱为生。

　　 每天早上，从福海边69号朝北的住处出发，背一把琴、一个音箱，带张油饼，顺着土路，高一脚低一脚走上三十分钟，来到他们称为“村口”的达园宾馆，坐323路到北大南门的海淀图书城卖唱。他自己会坐公交车，一般是听售票员报站，或者听到有车过来就问别人：这是XX路吗？“那会儿北京挺静的，没这么多人和车。现在可不行了。”站在2008年的北京的街头，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轰鸣而过，周云蓬的耳朵失去了当年的能力。

　　 圆明园的生活是他在北京这么多年物质上最苦的。窘迫时，每天都吃盐水煮面条，后来赚到点儿钱，他立刻去买了一斤肉，做一大饭盆，一口气吃光。他背的音箱要装八个一号电池，背在背上颇感觉沉甸甸，一节电池一块五，一天十二块钱是必要的投资，如果这一天没挣到钱，就算赔了。除了物质的艰辛，对未来的危机感像天边的乌云，随时可能变成当头大雨。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他用一种“压倒一切、粉碎一切”的气势支撑自己，一切都为在北京生存下而让步，这是他人生中“英雄主义”最为强烈的阶段。

　　 吃着煮面条，一年下来存了一千五百块钱，斥巨资五百块买了一部爱华随身听，可以随时录点东西，剩下一千块钱，他进行了第一次长时间的游历。

　　 2008年10月1日，周云蓬带我去看他住过的圆明园村。从达园宾馆走进去，路两边越来越像八十年代的城乡结合部，台球案子、四块钱一份的炒菜米饭、放着《昨夜星辰》的老歌的小超市，周云蓬说：怎么比当年物价还便宜。这条道他熟门熟路，因为当年都是他一个人“一手一脚”摸出来的，印象无比深刻。但走到他说该有个桥的地方，却是一堵墙，再往前是死胡同。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就消失在这堵墙后面。

　　 他在那儿住了一年，这也是他恋爱、接触现代艺术、和许多像神经病一样的艺术家蹲在一起熬生活的一年。“圆明园”像九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艺术家的一所进修大学，似乎必须要经过这么一段生活，才算从文艺青年进入艺术家的预备役。

       最初是我教一个北京孩子弹琴，他说起画家村，都是一些外地搞艺术的聚在一起，我就很神往。来之前想过怎么生活呢，那时候主要是想卖唱，就先在沈阳试了一次。卖唱开口最难，每次卖唱前，我给自己找好多理由，系鞋带系个十分钟，或者调弦调二十分钟，尽量拖延时间，但一旦唱起来，融进歌曲中，就身不由己了。头一回卖唱，还故作深沉，艾略特《荒原》里有一句：我听到钥匙转了一下，。我把它写到纸上，放在地上。其实都是多余！谁也不知道啥意思。对于给钱也没作用。 

　　 来北京是坐火车，好像是硬座还是没有座。下火车直接去卖唱，先试试，看这个能不能赚钱，然后才决定要不要租房。所以一下车就去西直门地铁，挣了二十块钱，一天二十，一个月就六百块，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了。这才找房子。 

　　 那时对大学有一种盲目崇拜的心理，想在学校周围住。学院路、蓝靛厂，都没找到房子，最后就去圆明园住了。那时我记得北大那边，周围相对还是比较荒凉。到圆明园那边，当地人都是农村户口，就更荒凉。再往赵家河那边走就没人了。 

　　 那是三月份，风吹到胸口觉得挺冷。我去圆明园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过一个朋友，但我去的时候呢，，我就自己继续往里走。后来遇见一个四川诗人张建之，他看我背个琴，看上去就是刚进村的，就问我。我讲了情况，他就帮我租了一间房子。当时他们都认识很多当地房东，房东关照：要有新人来了，介绍给我们家。那时有很多空房，房东都特热情。 

　　 我们的房东很好，一天给她两块钱，她吃什么，就给我盛一碗，饭和菜倒一起给我，省了不少事。那时的房东还都挺朴素的。我住一间六七平米的平房，福海边69号，朝北，每月八十块钱。刚去，觉得能省就省。我们院子里就有一个弹琴的，还有一个画画的，还有一个写作的，兵种挺全。那时的圆明园气氛很融洽，不像现在在宋庄，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那时候有一种八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浪漫气氛。 

　　 后来我也在树村等地方住过，也很穷，但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代人和一代人的不同吧……虽然那时是1995年，但那个时候跟外界相对封闭一些，气候滞后，他们还是八十年代末的那种感觉，见了面，没说两句就谈到艺术。你要是画画的就争论起来了，要是搞文学的，就：我，卡夫卡，你…… 

　　 圆明园的山水也很好，前面是一个大福海，后面是一个大树林子，直接通到小清河，那个树林子特别深，村里因此还流传着很多鬼故事。有人回来会讲：今天又看见鬼了。更可怕的是警察，经常来。那时暂住证还没那么灵，有时有证件也不行，我也遇到过几回。严打的时候，“我们这儿不允许你们这些吹拉弹唱的住”——我们成吹拉弹唱的啦。因为那边比较敏感，离北大清华比较近。 

　　 有一回，。那次我是在海淀区政府门口卖唱，我不知道那是区政府，觉得这地方还挺敞亮。，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又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卖唱的。警察挺有意思，说：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吧。我就唱“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唱完后大家都很高兴，说：正好我们有车，你住哪儿，把你送回去。我想我们村里那些惊弓之鸟，看见警车可了不得了，万一再出点儿啥意外，就让他们把我送到村口，自己走回去了。

      那会儿大家都不富裕。谁家炖点儿肉，保证大家闻着味儿就过去了。我就遇到过专门蹭饭的，到饭点儿去人家家里坐着，主人象征性地客气：“吃一碗吧。”
　　 “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还有个别上饭店蹭饭的。我们那儿有个山东的老刘，特别传奇，他去饭店吃完饭，一般人都会说：您买一下单。 

　　 “买单？什么单？我是画家！”拿出自己的名片，“将来我会有很多钱，拿着这个，以后成倍还给你。”有的饭店就给蒙住了。时间长了，那一带都被他吃遍了。后来所有圆明园的饭店都挂个牌子：概不赊账。 

　　 圆明园当年有一大批是游学派，在北大听课，听哲学课、中国文学，反正所有的讲座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完课就拿本书，坐在北大的长椅上，等着小姑娘经过，跟人聊天。我们给他总结出来三大法宝：我是搞艺术的，流浪到北京，我总有一种要死的冲动。有时候领来新人，别人的眼睛都亮着呢，他总说这一套，就总结出来了。 

　　 我那时就是卖唱。在北大南门，海淀图书城那边。早上在那儿唱，像上班一样。买个音箱，麦克风，因为在路边唱，声音太小别人听不见。我来北京准备了十首歌，罗大佑、崔健、齐秦，还学过英文歌：Yesterday，Tears in Heaven。卖唱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它就要求声音大、动情，因为你要是很细腻，人家也听不清啊。街头的东西就是粗糙。所以卖唱你不能选复杂的，比如说爵士，那不是找死吗。你必须选那种走过去两米，就能把人击中的。如果走过去二十多米再想起来，那还有什么用。有些歌给钱率特别高：《你的样子》、《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只想唱一首老情歌》、《青春舞曲》、《灰姑娘》，都是旋律简单，又耳熟能详。它能击中一大片人，包括中年人，年轻人。 

　　 卖唱受天气影响很大，有时候连着下雨，你出不去啊。风太大也不行，把钱都刮跑了。有时一天就四五块钱。最高的是有一天挣了四百多。平时我都在图书城外面唱，那天我进到里头，里面是步行街嘛，那个效果好，都是十块十块的，还有一百的。但这种情况半年有一次就不错了。 

　　 卖唱还属于圆明园收入比较高、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画家，在街边画肖像那种，收入还不如卖唱的。要等卖作品出去，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写作的最穷，因为他没啥可卖的。，也是钩心斗角的，相互拆台，谁也瞧不起谁。艺术家扎堆都是那样。我旁边住着一个画画的，有天回来跟我炫耀说：“我今天看了一个朋友的画，我说：‘看你的画就觉得你有点。’”他说的挺高兴，刚过一会儿，那个画画的就找了好几个人来打他来了。大家好一顿拉。 

　　 都是互相不服。你看过《立春》那个电影吧，好多画画的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齐聚圆明园，相互都知道老底。它也分很多圈子，分前村后村。前村生活好一点，那边有市场，房子也贵。后村就比较穷一点，收入不高的住后面。我住后村。 

　　 后来在宋庄也见过很多住过圆明园的朋友，一见面，就感觉像老乡一样：你在圆明园哪儿住啊，我在几十几。哎呀特别亲切。 

　　 圆明园拆迁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是1996年离开北京的。

      1996—1998年，周云蓬开始了他第一次长时间的游历：北京—青岛—上海—南京—杭州—沈阳—北京。北京—长沙—三峡—长沙—株洲—昆明—北京。看得出来，北京是他每次游历的起点和终点。从这一次长时间的游历后，周云蓬养成了在北京住一阵，再到外地住一阵的游历习惯。“你看不到，那你是如何感受每个城市的呢？”这个问题他被问过两百多遍，不是采访的人缺少想象力，而是无论他怎样解释，我们仍然无法体会他的感受。在这个问题上，注定无法用简单的回答，消除感官的隔膜。 

　　 这次游历之后，他街头卖唱的谋生方式，升级为到酒吧唱歌。在长沙一家酒吧里，他认识了一个也是从北京过去的歌手，当时还叫阿峰的小河。十年之后，小河和周云蓬成为各大音乐节的常客，新民谣阵营中的标志性人物。小河和周云蓬的音乐截然不同，一个飞扬灵动，一个沉稳内敛，这正像他们这两个人本身。现在小河做实验音乐，而1997年的小河还是摇滚青年，穿故意剪得稀烂的牛仔裤，而小河记忆中的周云蓬，则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他那个时候可能就明白自己的方向了。那是他跟现在一样朴素，更多的变化可能是在内心里面，这种变化只能从作品里感受。以前他还是台湾民谣的路子，受李宗盛罗大佑的影响比较大，现在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周云蓬的。” 

　　 2007年，小河成为周云蓬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的制作人。

       来了北京之后，心就比较大，比较野，觉得去别的地儿也没问题。那是我唱了半年，越唱歌越多，什么《踏着夕阳归去》，或者更早的。这种复苏，把童年时候听到的都从记忆深处拽出来，总结出八十多首。有些歌，歌词记不清，就试着填上一两句，也算为以后写歌起了个头。 

　　 我在北京卖唱，攒了一千五百块钱，九六年就去了青岛，在青岛大学附近卖唱。然后坐海船到上海，在复旦周围住一段，又去南京与杭州，最后回东北老家。去青岛是两个人，还有一个卖唱时认识的姑娘一起。后来形成一个习惯，在北京住一段，出去转半年，再回来，再出去。 

　　 我骨子里挺喜欢到处跑。一般是根据读书时的想象，还有朋友介绍。像我去长沙，是当年圆明园有个画画的，他想带我们去长沙附近农村过春节。一般都是这样，在北京的朋友给你描述一下，你就去了。 

　　 每个城市生活下去肯定都是不同的，尤其在底层生活。但现在都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去演出，都是住宾馆，到酒吧调音，演完就走。但那个时候你要租房子，找便宜的饭馆，找地方卖唱。 

　　 并不是因为到处走所以才没钱，也许是因为没钱才到处走。我们的乐趣是带几百块钱就去一个地方。我到湖南就带三四百块钱。火车可以逃票嘛，买个站台票，没查出来就混下去。 

　　 我从长沙去的三峡。我闲逛了岳阳楼，买了张船票，从洞庭湖到奉节，那一段航程我特别喜欢，很萧瑟。先在洞庭湖的君山上住了一夜，君山公园在洞庭湖中间，有一班车到岳阳，我跟另外一个写诗的朋友一起错过了末班车。那儿有个大草地，我们发现了看鱼人住的帐篷，有被子，手电筒，就住了一夜，一晚上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梦。第二天走了，你觉得那个帐篷还在那儿，而你会继续去别的城市。那种感觉，后来就写成了《山鬼》。

　　 三峡1997年时还没被淹，我买的五等舱，最下面的大通铺。奉节那个小城我特别喜欢，典型的四川的小县城。在街边吃五块钱一盘的梅菜扣肉，很好吃。2005年又去，全淹掉了，盖了新楼房，就像贾樟柯拍的《三峡好人》。我对三峡周围极感兴趣，古诗词里读到时，什么秭归、丰都、巴东、巫山，名字就透出有故事的感觉。 

　　 从三峡回长沙，在酒吧干了一段，又去株洲干了一段时间夜总会。年底回到北京。那个时候，开始大批量的写歌，《空水杯》、《山鬼》、《蓝色老虎》都是那时写的。

      其实1997年去湖南，是想去湘西，但在长沙就耽搁下来，想谋生，越谋越生，到最后对湘西也没兴趣了。我先在街上卖唱，有个孩子跟我说：你旁边就有个酒吧嘛。我去试唱，那时我最拿手的是《人鬼情未了》，一唱，酒吧老板高兴地把我们留下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的小河，他们也是从北京过去的。那时唱一场是二十块钱，每顿饭都是一碗山西刀削面。你想，一场二十块，一礼拜一两场，没多少钱。老板还经常克扣工资，跟我们说，省下来钱，“搞个录音棚，弄个摇滚基地”。因为这，小河特别节约，晚上连空调都不让开，那时候他在酒吧看店，“给人省点电，省点电，搞录音棚”。 

　　 克扣工资的时候，老板就说：“我们都是搞艺术的，怎么能谈钱，谈钱就俗啦！”一次一次克扣，最终我们认识到，商人就是商人，还是要谈钱。 

　　 在酒吧干了一段，又去株洲夜总会，暗无天日那种夜总会里干了三个月。白天把窗户都盖得严严的，还有二十多个小姐在里面，然后晚上跳艳舞的，翻跟斗的。夜总会就是那样，天天看那些节目挺反胃。在夜总会里唱歌的什么人都有，什么“情歌王子”之类的，介绍到我：“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那个时候，湖南就盛产主持人，那张嘴，给你胡说一通。 

　　 那时我唱的还是人们最欢迎的歌，《人鬼情未了》、郑钧。那时，就感觉音乐挺遥远的，唱歌是为了谋生，但是好听的还是会喜欢。比如许巍的《两天》、崔健的《一块红布》、郑钧的《极乐世界》，但不想当年我听台湾校园民谣那样深入骨髓了。 

　　 小河后来回到北京，在民谣酒吧里干活，组建乐队排练、写歌，我还在到处走。他搞音乐比我开始得早。 

　　 现在和之前的旅行方式，肯定是以前更能深入感受一个城市……但那种生活更苦。我觉的顺其自然吧。你能在酒吧里唱，音响效果也更好。也有人不愿意到酒吧唱，他们觉得路边是一种受难，酒吧是媚俗。但你在路边不也是唱这些流行歌曲吗？而且在路边被人轰来轰去的，也不美。不需要但硬要去做，也是矫情。 

　　 我们这种旅行，跟凯鲁亚克他们也不一样，他们处在酒精的时代，完全是青春的释放。我们出行还是处于小农经济的节制：哎，我去一趟湖南吧，算一下积蓄就去了。一般来说，都是住下来、生活一段日子再离开。凯鲁亚克他们是挥霍生命，而我们是谨小慎微地走到哪儿就适应这个城市，去观察、生活、谨小慎微地张扬一下，喝点酒。中国的城市也不允许你那样，除非你很有钱，否则一般来说会被遣送或收容，没有别的出路。 

　　 九八年我想去大理，带了一千多块钱。又来了个朋友，怂恿我在昆明干酒吧，先挣点钱再去大理。但昆明的唱歌的酒吧特别少，吃得又好，总吃总吃，越来越没钱，酒吧也找不到活，一千多块钱花完，最后逃票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在苏州桥那边有个“斜阳局”，就在那里面唱，吴虹飞当时也在那儿。还是唱拷贝，下面都是上菜的声音。一场八十块钱。但那时就唱腻了，北京晚上你去听听，至少一百个酒吧歌手在唱《外面的世界》，我都快唱吐了。

      2000年，周云蓬搬到摇滚乐手集中地树村。树村是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子，最早住这里的是进京打工的、拾废品的。因为附近的迷笛音乐学校，树村渐渐成为来自全国的摇滚乐手的聚集地。1999—2000年间最多时有数百人和三十多支乐队，包括“舌头”、“木马”、 “痛苦的信仰”、“病蛹”、“声音碎片”等如今已相当有名的乐队乐手都在其中生活过。树村生活对周云蓬影响深刻。 

　　 同时期搬到树村的音乐人沙葱对树村的第一印象是：“萧瑟和破败，到处是垃圾……村口有几棵树，进村便是一条街道。说是街道有点抬举的意思，两边是民房，中间一条路，凑合过得去一辆夏利车。因为住户们都往街上泼脏水，所以我们小心地在黑褐色的冰面上向前走。看着满地的废纸和塑料袋，我当时想：‘这他妈是人住的地方吗？’” 

　　 沙葱在树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周云蓬：“老周是辽宁的，盲人，长发，微胖，算不上高大但看上去挺壮，黑夹克黑皮裤戴一副墨镜，猛一见还以为是唐朝乐队的某一位乐手。刚见到他时，他正在排练，排的是在酒吧里干活用的流行歌。”关于树村的生活状态，沙葱记忆犹新：“没饭吃是树村普遍的情况，有些哥们儿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只是几个馅饼。馅饼是村口一间小店做的，韭菜鸡蛋馅儿，鸡蛋少点，但味道还不错，也不贵，五毛钱一个。……为了生活，大家也是想尽了办法，唱酒吧的少，多是卖打口碟、唱通道、或靠家里救济，但温饱还是无法彻底解决。” 

　　 除了温饱问题，还有治安问题。“警察来查暂住证时，我们就让房东把门从外面锁上，制造一个屋里没人的假象，自己在屋里一躲半天。”同时住过树村、后来常跟周云蓬搭档演出的贝斯手大鹏对树村岁月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刻。 

　　 1999年到2001年，周云蓬热衷于《》、舍斯托夫、克尔凯郭尔、神学，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心里的哲学都是旷野呼告式的，都是在穷尽追问：“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类做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吗？”他和朋友办民间刊物《命与门》，里面除了刊登诗歌、随笔、小说，还从《》入手讨论“虚无”和“虚无主义”。 

　　 《命与门》由一个极简陋的封面，像那个时期周云蓬面前那张命运的脸，凛然而模糊。树村不是他物质最苦的阶段，圆明园比它苦，但树村时期像他的精神炼狱，没有写歌，没有写诗，提到这一年，他用的最多的词是“焦灼”。但联系到新民谣其他歌手们此时的生存状态，周云蓬的“焦灼”又显然具有一种共性。

         2000年到2001年，我住树村。那时有个电影《北京乐与怒》，舒淇演的，拍得不太好，。 

　　 树村跟圆明园是两代人吧。后者是八十年代的老浪漫主义者，出生年代都在五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早期的。树村不一样，它形成是因为旁边的迷笛学校，迷笛学校培养的是学摇滚的小孩，毕业后没地儿都住在那儿。整体上都是搞朋克、摇滚、重金属的。 

　　 我是从肖家河搬过去的，图它房租便宜，而且当时想找个乐手排练，那边乐手多嘛。大体上，树村环境当然不如圆明园，圆明园有福海，后面有树，还有废墟，有一种荒凉美。而树村像个小县城，就是一条街，没有下水系统，一下雨污水横流，所以适合做垃圾音乐、朋克音乐，人在那种环境里，就很焦灼。他们那边的生活节奏，早上你看不见人，都在睡觉，下午就灰头土脸地出来，吃个早点，遇到了相互问：“诶，今天你排练吗？在哪儿排？”“哎，最近有鼓手帮我找一个。”还有一些姑娘们作为陪同人员。偶尔也有一些记者，跑过来采访。 

　　 他们的演出基地在五道口那边的“开心乐园”，全是金属朋克，或者是老“豪运”。前几天我还跟“声音碎片”的李伟聊，最少的时候一个乐队只能分十块钱，一个人只有几块钱。因为他们是按门票分钱，比如今天晚上十个乐队，每个乐队五个人，那你今天门票能卖多少？卖几百块，大家一分。“声音碎片”还比较有名，别的可能连十块都分不到，就是几块钱。演出完，大家回不来，打车太贵，就坐在路边等到天亮坐公交车。早上一看，灰灰的一大群人，扛着乐器，走回来。 

　　 我没什么演出的机会。我一把吉他太清淡，他们全是特别重的，比如像“痛苦的信仰”、“病蛹”这样的。那时卖唱也不成了。有个人找到一个渠道，去大学里唱。大学里下课、或晚自习前，他看着老师不在，就窜上去：同学们好，下面我为大家唱一首歌。唱完就收钱，愿意给就给几个。它比卖唱省事，只用唱一两首，因为唱多了老师就来了。他们去比较方便，可以观察老师在不在，而我去就经常出麻烦。 

　　 有一次我去清华，清华人都特别爱学习，我上去唱了一首，本来唱一首就该走了，我觉得意犹未尽，又唱了一首。结果有个学生就不干了，去找保卫科，把我们轰下去。我朋友就一个劲儿埋怨：你看你唱一首不就得了！大概是有人鼓掌，一鼓掌，就忘乎所以了。
　　 我记得去过清华、北师大、邮电学院、民族大学。那种唱歌挺屈辱，做贼似的。

       那时想找一条折中的路线，在街上卖唱，那阵子管得挺严。酒吧呢，那一年没怎么干商业酒吧，比较累。 

　　 我还在河北参加过残疾人艺术团，到小学、中学、油田演出，大家很同情，给钱很多，收入还挺高，演出质量也凑合，但也挺累。比方早上起床，坐大客车感到邯郸，演完赶紧卸台到保定，有时吃饭都在车上吃，说不定晚上邢台还有一场。 

　　 去之前主要是好奇，诶，这个挺浪漫的，去看看吧。去了给我分配弹电吉他，我会弹一点儿。他们都是唱潘长江的《过河》、《还珠格格》里的歌，在农村，可不就是那些歌。没那么多聋哑姑娘，就在自家村子里找一些正常人来跳舞。有一回还露馅了。演完校长特别感动，说，这么漂亮的姑娘，真可惜。这时“聋哑姑娘”就过来了：团长。

　　 校长大吃一惊：怎么会说话了？ 

　　 团长：那个，她没哑彻底，还能说点儿。 

　　 后来我们内部开会：以后只要演出，跳舞的台前台后都不许说话。 

　　 我在那儿待了半个月，天天演四五场，睡大通铺，而且那个音乐实在太摧残人了。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民间音乐、大篷车吉卜赛那种，又愚昧又没有任何审美，又脏、又乱，人际关系还挺复杂，就是一个小。

　　 我唱了几首，团长不太喜欢我这种风格，但又不太想让我走，因为我会弹电吉他。刚开始他让我唱英文歌，那时我只会唱《昔日重来》那几首，唱完了，他就画蛇添足地给台下说：下面请周云蓬用英语跟大家说几句话！——他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这，我……就露怯了。 

　　 我干了半个多月，受不了就走了，给我开了七百多。 

　　 又回到树村。在树村的生活特别灰，活得不好，也不知道该干点啥。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小河还在酒吧里天天翻唱歌曲，晓利也在干活呢，还没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都是各自为战。我们现在这些唱新民谣的人，大部分都是从街头、酒吧里熬出来的。像崔健、何勇那一代，可能音乐道路比较顺，直接就进入大场地演出，他们不像我们这一代那么曲折，在地下绕很多年，也混不进工体和首体。他们赶上一个小的复兴阶段，摇滚音乐一片空白，别的流行音乐也没有把市场抢光，他们就直接占领了。但后来就不一样了。 

　　 起码是树村这一代活得更加艰难。乐队也多了，竞争更激烈。有时你看到北京那么多乐队都绝望了。而外地又来了新人，从新疆、青岛来的小伙子，满脸稚气地拿着吉他，你就觉得：我们还没排上队呢，还来。只有圣诞节才是我们这些人的福音，到那天，无论你的吉他弹得好不好，都能找到活。所以我们都盼着过洋节。 

　　 住到2001年4月，我去西藏，结果跟圆明园差不多，我走不久，树村就拆了。

        2001年4月到11月，周云蓬开始第二次游历：北京—银川—兰州—西宁—格尔木—西藏—北京。 

　　 “昆德拉有本书叫《生活在别处》，那部小说中某个片段描写一个人喜欢到火车站随意蹦上一辆车，不管去哪儿，然后又随便找个站下，喜欢在一个站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感觉。当时在校园中看书，只觉得是精神上的一种愉悦，但是有一天，就像我去银川，到了售票处，随意买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个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在自己身上印证了，我真正理解和体会到这种快乐，我明白这种快乐中也包含了几分辛酸和痛苦。”关于这段游历，周云蓬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曾如此回答。

         我去西藏是一个人。从格尔木坐汽车，走两天两夜，走到唐古拉山口有高原反应。那时准备不充足，带了八个冷包子，一瓶矿泉水就上了汽车。又特别挤，半坐半卧，满车的人都在抽烟。晕车最怕抽烟，到唐古拉山就发烧，在那曲实在扛不下去了，提前下了车。我还梦想下去就大吃一顿，以为那些地方羊肉、牛肉肯定都便宜，结果一问，比北京还贵。 

　　 下车买了瓶葡萄糖，还买了瓶啤酒。那时候精神比较结实，现在去西藏发烧肯定吓死。住的宾馆叫“草原宾馆”，那里一个叫卓玛的服务员，介绍我去旁边的“月光夜总会”唱歌，一天六十块钱，还管住。住在夜总会的包厢的沙发上，晚上就把我锁在屋里，满屋都是唐卡，还挺恐怖。 

　　 在那曲住了十天，又坐长途车去拉萨，在拉萨待了半年多，也是唱酒吧。唱歌的酒吧，我记得布达拉宫广场边有个酒吧叫“格桑花”，西郊那个叫“新起点”，郎玛厅里（藏族歌厅）报幕的全说藏语，啥也听不懂，最后一句：到你啦。就上去唱。一场先唱五十分钟，歇会儿，再唱五十分钟。很累。 

　　 逛酒吧的人爱好都差不多，还是唱罗大佑、英文歌。一场一百块左右，一礼拜唱三场，平均下来还可以。在酒吧旁边租一间藏民的小房子，一个月一百五十块。

　　 住了半年，又不安分了，想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去。那时攒了一笔钱，大概有两千块，我跟一个朋友结伴，他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但我们那个太不专业了，晚上刮个风就倒，我那个朋友特别爱省钱，什么都想省。他也是唱酒吧的，喜欢唱Beyond。 

　　 我们每天晚上在路边支帐篷，白天徒步。后来我们要去看羊卓雍错湖，它在拉萨去江孜那条路上，海拔近五千米，要翻过岗巴拉山。我们问藏民：大概还有多远？“很近，一会儿就到了。”但他们的距离感跟咱们的不一样。走到天黑还没到。两个人在半山腰，推个车子，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第二天我快累死了，还有高原反应，快到山顶，遇到一辆过路的汽车，把我们拉到山顶。终于到顶，但是对圣湖已经没兴趣了，就想赶快找个地儿吃东西。最后找个地儿，给我们端上来一大盘羊肉，藏民还挺老实，跟我们说是好几天前的。管它有没有味儿，反正吃得挺香。 

　　 又走几天到泽当，我说住旅馆吧，朋友想省钱，找个书店的二楼的阳台。因为在屋檐底下睡，也没支帐篷，睡一夜，第二天起来吉他就不见了。我们的计划也就破了产。 

　　 报警，没人理我们。我分析小偷肯定以为这琴酒就值一两百块钱，琴对他没什么意义。我贴一个广告，说捡到琴给他二百块钱，保证他送过来。我们就贴了一个汉藏双语的广告，过两天一个家伙找我们，我估计就是他偷的。“你，琴丢了，是一个老大拿走了。但是，你不能跟他们见面，两百块钱给我，我把琴带给你。”琴找回来了。但这样就耽误了很多天，而且还损失了一大笔钱。后来只好回到拉萨，继续唱酒吧。再唱，心情就散了，想赶快回到北京。想北京了。 

　　 藏族人心理比较单纯，你看坐长途车，他们总是坐着坐着就一起唱歌。汉族人就老是担心：路这么险，可别掉下去了。我到西藏去，在山里，隔着很远都能听到他们唱歌。大昭寺顶上很多女人一边干活一边唱，特别高兴。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表演，一种愉悦。 

　　 藏族人身上有一种魅力，很阳光，很单纯，很忧伤，也很凛冽。西藏有种特殊的味道，等我再去一闻就知道到西藏了，是酥油、藏香，还有牛粪加起来的味道。我特别有西藏情结。去过两次，但只是九牛一毛，去的只是中心地带，偏远一点的都没去。 

　　 其实，我那次去西藏，也不是真正去西藏。是在北京失恋，想走的越远越好。走到银川，还不够，又走到兰州，还不行，感觉北京还在身后隐隐的有引力，又走到西宁，才意识到，哟，快到西藏了，那就去一趟吧。 

　　 去西宁是想去青海湖，为了看青海湖特意在一个小站下了车，那个站叫哈尔盖。人在失恋那种状态下，是破罐子破摔，给你个什么你就是什么。我在哈尔盖下了车，离青海湖还有十几公里。那个地方真荒凉啊，就一个旅店，一个饭店，别的啥也没有。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没有窗亮着灯 没有人在途中
　　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 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哟 我最亲爱的姐
　　我最可怜的皇后 我屋旁的小白菜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 虚幻地徘徊
　　徘徊在你的未来 徘徊在我的未来
　　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 冒着热气期待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周云蓬，《不会说话的爱情》

       “我自己特别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有一种作为人的宿命感，它的最后几句，‘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这是直抵内心的。但我们用这首歌表达出来反而没那么残酷，它化解了一些东西，不再是你伤害了我，或我伤害了你。这是艺术的魅力，它超越了爱恨、善恶，让我们不思考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小河评价这首歌。

      《不会说话的爱情》这首歌，第一张专辑录的时候，还没写。但第二张《中国孩子》又不适合收进去。具体我弄不清它是哪年写的。刚开始是有段旋律总在脑子里，可能是下意识，后来才想，填个词吧，一点点，一段段地把这个词填进去。我看过《诗经》里有句话：牛羊下山。然后接着就写下去了。 

　　 2000年我正谈恋爱，有个“东方时空”的记者偏要做个专题：一个盲人跟一个女大学生谈恋爱。女朋友不太愿意，但那个人特别热情，说不报你们的爱情，就报你们的生活，就拍她做饭，我去演出。拍完电视台一播，大标题叫“爱在冬季”，副标题是“一个盲人和一个女大学生的爱情故事”，他们家看到，她妈就急了：这可活不下去了，所有的亲戚都看到了——我发现东方时空看的人还挺多，本来还不知道我们的关系，现在都知道了。 

　　 她也是在地铁里认识我的。那时她在农大上学，我们在地铁里唱歌。她挺有侠气：走吧，别唱了，我请你们吃饭。去了旁边的“马兰拉面”，她还请我们喝二锅头。后来就经常交往。那个姑娘读的书特别多，对我整个写作影响很大。我过去写作特别紧，英雄主义的东西特别多，特别大而空。但她给我推荐了很多作品，比如像斯特兰堡的《鬼魂奏鸣曲》，尤内斯库的《国王正在死去》。她自己也写诗，写小说。那时她写得比我好得多。 

　　 树村的那一年，我没写文字也没写歌，状态特别不好。那时我没电脑，每次写都要口述，都需要别人在场，你说多别扭。生活上比较焦灼，音乐上也没什么出路，反正就是苦闷。 

　　 那是我去学校里卖唱，有时被人轰出来，回家后，两个人又要吵架，那种生活……后来她天天复习，想考清华的研究生，考到前三名，分还挺高，但面试没通过。加上电视台给我们拍的片子播了，她妈找个律师跟我谈判，她也很焦灼。总在那种环境里，又没有钱，人变得脾气也不好，所有浪漫都磨没了，又加上这件事，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也不是一下子分开的，我说我去宁夏，大家都考虑考虑。路上也经常打电话，我在银川住在一个体校里，走廊尽头有一个插卡电话，我总在哪儿给她打电话。半夜只要听到电话响，就跑出去接，以为是她给我打电话了。 

　　 可能她也想过另外一种比较幸福的生活。后来我看她写的文章，说她厌倦了那种在摇滚圈里走来走去的生活。 

　　 因为这个，我去了西藏，越走越远。 

　　 这首歌整体的情绪属于那个时候，在树村的小房子里，一起做饭，吃饭，说不上爱，也说不上是恨。后来我们没再见过。她考了北大中文硕士，结婚，做出版，我们有交叉的朋友，所以都知道。但没有再见面。互相也不见了。 

　　 这就是，这歌就是一个副产品，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你要知道那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都是阴差阳错，一种情绪，沤着，排泄不掉。 

　　 其实那段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写东西舒畅了些，做人也低调了。以前做人，特别大而无当，我办《命与门》那个阶段，在里面讨论的都是宗教、虚无。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