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惟愿阿大葱油饼的幸运可以复制

也就是一间小店而已。关了就关了。这样的故事搁在哪个城市都不稀奇，甚至不会泛起一点点涟漪。至多，会混杂在相关部门的“阶段性”成果中，语焉不详地提上一笔。

类似阿大葱油饼店“上半场”的故事，不止在上海，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在发生着。不同的是，幸运的阿大有了一个幸运的“下半场”。因为总理几次三番拿阿大的葱油饼说事讲理，阿大的故事才能讲下去，且越讲越好，有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

眼下，阿大的小店已在小吃林立的上海永嘉路上重新开张两个多月了。阿大很知足，话语表述也精准到位，一再强调政府的帮助，“政府也是人性化的”，“让我这样一个残疾人从心中感到温暖”。

还有什么事情，比让一个残疾人快快乐乐忙忙碌碌更美好的呢！阿大的辛劳，不仅仅是让眷恋“妈妈的味道”的上海人找到一丝精神慰藉，更意味着个体的尊严、普通人的立身之本乃至人的价值呈现。

只是，很多时候，或者说大多数时候，普通人很难获得这样价值呈现的机会。你的小店关了就关了，，即便再有传统味道、再讲究真材实料也是枉然。

即便是阿大葱油饼店，从被叫停到迁址开张，也经历了大半年的样子。而总理同样提到的另一家弄堂小店“梦花街19号馄饨铺”，仍在重新开张的路上……可见创业之难，并非仅仅是有热情、有意愿就可以的；，同样需要自下而上的倒逼与自上而下的推动，缺一不可。

况且，阿大葱油饼店的幸运还在于，这家店后来的“好事”并非完全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商的合力扶持。据披露，阿大的新店地处内城，月租高达2.5万元，以他每天300个左右葱油饼的产量，每个5元钱的价格，满打满算每月只有4.5万的营收。若非有企业帮助他支付房租，扣除原料成本、水电煤费用后，还能剩下多少钱？

一个本来完全可以自食其力的小店故事，经过这样的讲述，却更接近于一个爱心帮扶的故事。这显然是不够的。

阿大的困境并非阿大一人一店的困境，而是如恒河沙数一般无数小本经营面临的困境。也因此，解决阿大小店的问题，理所当然应该具备一定的“范例”、甚至是“范式”意义。？在法律法规的管制刚性与政府的制度善意之间，有没有可能多一些柔性、多一些人性化？或者说，阿大事件能否促成某些制度层面的改革？

比如，原本服务于街巷邻居的食杂店，是不是一定都要远离“目标人群”，集中到餐饮一条街之类的地方去？又如，像梦花街馄饨店老板娘所言，因为经营场所是住宅，经营许可居然20多年没办下来，这个“经营场所必须为商用”的审批要件能改改吗？还有诸如经营面积、堂食区域等等规定，显然是可以商榷的，卖个葱油饼，只要卫生合格即可，要“堂食区域”干什么？

如果地方政府缺乏改革的决心与担当，而只是给阿大这一株行将枯萎的花木浇点水、松松绑、破个例，再通过政府的动员能力，或者连动员都多余，自有企业出面负担成本，则这样的案例即便再感人，也不具备标杆价值。很简单，无复制不成例。哦，哪儿哪儿有问题，好了，只解决好这一个问题，OK。这显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倒更像是向公众、向总理交差而已。

，也就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其目标是用更大的“放”、更好的“管”、更优的“服”，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释放发展潜能。

去年11月，在16位部委负责人和11位省份或地级市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上，总理在提到馄饨铺和葱油饼店时表示，虽然它们可能确实存在证照等问题，但我们基层政府部门也应更多从百姓角度考虑，“尽量寻求更多人的‘共赢’”。他说：，要多带一点对老百姓的感情。”

显而易见，总理当然是在谈馄饨铺和葱油饼店，但目光却绝非仅仅止于馄饨铺和葱油饼店，而是在谈政商“共赢”、。换言之，总理同样关注政府与部门是不是、能不能真正践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馄饨铺和葱油饼店更像是试金石，可以看得清作为何在、担当何在，以及这样的作为与担当延伸到哪里。是就事论事，还是举一反三；是政府包办，还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是依然因循沿袭，还是激发社会的创造能力……

其实，老百姓本身有着强大的创造与创新能力，。政府一方面要制定明确的规则并严格执行，同时，还要依据现实情形不断修正调整，这样才有可能维护好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秩序；另一方面，还要适度松绑，不要过多、过细、过深地干预微观经济，与其事前设置高门槛，不如事中、。

说到底，所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其实就像上海阿大的葱油饼店一样，可感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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