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运河边的百年繁华大码头(一)

文 | 富耀南

封建王朝疏凿贯通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将赋征（特别是江南）的粮食通过这一水道运往京师，称之为漕运。在漕粮运输过程中，允许漕船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商人们更是通过这一沟通南北六大水系的黄金水道贩运货物，这就大大便利了各地货物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无锡是古吴国都邑所在，据传当时商市已“朝市粗立，舟车攘攘”（《东周列国志》）。自泰伯立国至吴王诸樊共20世前后600年，吴王夫差疏凿京杭大运河的最早河段后，至唐宋时运河中已“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书》）。京杭大运河贯通后，更是南北商旅来往频繁，货物运输一片繁忙。至清乾隆年间，无锡“米豆之业甲于省会”“皖豫米商纷纷麇来，浙东籴贩麇不联樯”。明弘治年间，无锡“布码头”之称传遍大江南北。清乾隆年间，无锡“布码头”与镇江至“银码头”、汉口“船码头”，并称长江“三码头”。清光绪年间，无锡又成为“甲于东南”的丝茧市场。随着布、米、丝三大码头的形成和发展，又带动了银钱业，可以说成为东南首屈一指的布、米、丝、银钱四大码头，造就了百年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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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至唐朝中叶，经济已十分发达。《宋书》卷54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到明朝时，无锡就有“布码头”之名。

无锡虽素有“鱼米之乡”，但人口多，耕地少。明初人口14万人，可耕地仅72万亩。经过筑填荡，耕地陆续增加至120万亩，人口也增加到25万人。因此，“务本者少而逐米者多”。无锡四乡许多农户家家都有织机，纺纱织布成为农村的主要副业生产之一。

明代中叶，无锡生产的土布已有许多品种，有怀仁、宅仁、胶山、上福等乡的纺花布，有泰伯乡许家桥狭幅高丽布，尤其是许舍的黄草夏布、荡口的细擘黄草合丝缕织成的缣布，久负盛名。各地出产的布分三等：三丈一匹的叫丈头，一丈一匹的叫短头。这两种布运到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交换棉花。还有一种为二丈四尺一匹的“放长”布在本地销售，用来换米换钱。

随着手工棉织业的发展，贩运棉花和弹棉花的行业应运而生。兴宁乡的寺头，以弹棉花、运棉花起家和发财的为数不少，开棉花行、布行在二、三年内就成了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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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年间，古运河北门外莲蓉桥南北形成布料集散中心。这一带有很多航船码头。江阴东乡周庄等地布生产十分发达，客商收购后运来无锡贩卖都集中在莲蓉桥附近进行交易。布匹由坐商收购再卖给外埠来锡的商人，运至长江以北淮（安）、扬（州）、高（邮）、宝（应）地区销售。无锡“布码头”之名由此传遍大江南北。布行弄和江阴巷两处地名也由此而来。

明代后期，朝政腐败，乡村织户受税吏苛征和商人的重重盘剥，陷于困境，织布业逐渐萎缩。至清代乾隆年间，由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棉花供应充足，豫棉不断输入，无锡家庭棉织业再度兴旺起来。安镇、东亭、玉祁、礼社、洛社、东湖塘、斗山、严家桥、羊尖等地，也都生产布匹。东亭出的布特别紧密细致，颇受欢迎。安镇出布甚多，当时四乡，均以安镇布价作为定价，安镇布成为无锡布市具有影响的标准品，被称为“安放”。

随着织布业的再次兴盛，带动了商业的繁荣，棉花行、布行也再度兴盛起来。名气大的有财神弄口的茂记布行、时茂记布行、丁双盛布行等。有的布行纷纷向外扩展，到江阴、常熟、等地设立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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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货不断进入国内市场，土布经营方式由原来的以花换布，逐渐变为布商向农民放借调原料，收回成品，农民获得工资，当时称为“放布”。靠质量信誉，经营得法而出名的有清道光年间由常州商人唐懋勋在东门外开设的恒昇布行；有咸丰八年（1858）张晓斋在安镇开设的张信盛布行等。

进入民国后，洋布大量倾销，土布市场日渐衰落。民谣“机声正轧轧，雄鸡又喔喔：布长夜嫌短，心里乱如麻；天明赶上街，卖布买米柴；土布没人要，饿煞哥和嫂”。反映了土布衰落，织户的困苦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传统土法生产敌不过现代机器生产。

无锡地处太湖流域北部，气候温和湿润，土壤肥沃，适宜稻麦生长。从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江南地区很早就进入了人工栽培水稻的阶段。从春秋末期开始，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南来和江南运河的开凿形成。到六朝（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时期，江南地区从“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的低下生产状况，发展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卷54）的富庶之区。唐代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和浙东地区更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吕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唐中叶起，国家经济中心南移，至宋时已经“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范祖禹传）。无锡农业生产已形成稻麦两熟制，“稼刈麦种禾，一岁再熟”，“香粳”、“红莲稻”等优质稻米成为重要贡品。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大运河的作用。明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修复了许多水利工程。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更加重视大运河南北经济的联系作用。无锡处于太湖、江南运河、长江水运的枢纽地位，便成了江南官粮漕运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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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无锡成为采办和储运漕粮的中心。朱元璋实行“广积粮”方针，在全国各地设置许多粮仓，无锡也是其中之一，主要用以储存转运白粮。当年皇室婚庆喜事和每年祭祀祖宗，都要耗费大量糯米和上等白粳米，这两种米统称为白粮，是朝廷向百姓征收的一种官粮。其中上等白粳米又用作朝廷官吏的俸米。白粮征收任务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承担。嘉兴、湖州两府的粮食常常自备不足，要在无锡市场采购筹集后才能交入官府粮仓。因此，无锡米质优佳的名声也随之远扬。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朝廷改变以往筹划官粮的办法，规定所有的官粮都由官府经办。由于征收官粮的数额逐年增加，无锡地区稻米外流的数量也年年上升。本地居民食米不够，需要依赖外省客米补充。无锡由此成为米稻集散地。至光绪十四年（1888），无锡每年供应漕米多达100多万石。运河沿岸，车水马龙，一派兴旺景象。无锡的粮行从三四十家增加到80多家，到光绪末年又达到140多家。这些粮行大多集中在北塘三里桥、通汇桥一带。此外在外黄泥桥、南门伯渎港、南上塘、黄泥、西塘，统称八段米市。其中以北塘和三里桥为最盛。三里桥的蓉湖茶楼，成为米稻交易中心。每天上午8时到12时，为蓉湖楼米稻交易时间；下午2时到5时为北塘霭阳楼黄豆茶交易；小麦交易大都在面粉厂批发处成交。

随着粮行的迅速发展，堆栈业也迅速兴盛起来。从雍正时期的20余家发展到嘉庆年间的50多家，可储粮食数百万石。

近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无锡粮食市场从过去以筹办漕粮为主，逐渐转向以提供工业生产原粮、为本地和上海、南通、浙江等新兴工业城市提供居民口粮和食油为主。北塘三里桥古运河两岸，碾米厂、面粉厂、油饼厂、酱酒酿造作坊连绵不断，空气中弥漫着酒糟香味。

民国年间，无锡米市又有了更大发展。抗日战争前，各地运到无锡米稻、杂粮平均每年在1000万石左右，丰收年份可达1200万石，低产年也有800万石以上。其中稻谷常年470万石，米160万石。全城粮行、碾米厂堆栈存粮保持在170-180万石。最多时可达300万石，为全国四大米市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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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拥有的粮行数仅次于上海，1934年达307家，有碾米厂13家，生产加工能力每年超过100万石。无锡米的货源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本县产的，大都集中在西塘、三里桥经营；来自江阴、溧阳、宜兴等地的稻米，集中在黄泥桥和北栅口经销；来自常州的稻米在三里桥销售，籼稻来自苏州、淮安、宝应、泰兴、兴化、高邮各县。安徽运来的籼米数量尤多。江西鄱阳湖和湖南洞庭湖边所产稻米，也有大量输入，还有大量洋米进入无锡市场。

，无锡沦陷，北塘大街、三里桥一带在战火中被焚毁，到1938年，全县粮行只剩60多家，。无锡粮食被日本洋行、。，每石白米上涨了20万倍之多（1937年每石为法币8元，1945年则为中储券85万元）。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当局大量搜罗军粮，支持内战，引起米价直线上升，仅从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短短8个月中，每石白粳米上涨了9万多倍。那时从事开设粮行，进行投机活动十分猖獗。老百姓讽刺它是“歇壁字号”（即空头粮行）。1948年全县粮行激增至245家，，而总资本却减少了32%。1947年5月和1948年6月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抢米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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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时有粮行239家，米店103家，，严重干扰了解放后的无锡市场，影响人民正常生活。人民政府通过取缔投机、平抑米价等法令和国营公司及时调集外地粮食供应市民等有力措施，粉碎了投机商掀起的三次物价大波动，从而保障米价的基本稳定。1953年12月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84年，在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消失了30多年的无锡米市再度兴旺起来。2002年4月，无锡举办了中国首届粮食交易会。各地粮商汇集无锡，无锡米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振雄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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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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