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6小时进宫看画值吗?值!

《清明上河图》（局部）

故宫举办的石渠宝笈画展已成文化盛事与新闻热点，慕名参观的人需要排队6小时，令人咋舌。那么，这6小时的等待值不值？值！

晋唐以来，书画即被视为“有国之重宝”“无味之奇珍”，成为官私收藏艺术类文物的大宗。书画经典流传千载，有赖于我国悠久的收藏传统。从六朝开始到清末，皇家书画收藏虽跌宕起伏而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独特方式。宋徽宗之后，乾隆内府拥有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画收藏。

乾隆内府书画收藏，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名作荟萃，品类宽泛，数量宏富。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洛神赋》（宋摹本）、《列女图》（宋摹本）和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反映了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的风格。东晋王珣《伯远帖》为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唐代韩滉《五牛图》为存世最早的卷轴画。其他如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等皆为传世绘画经典中之经典。

乾隆内府收藏的书画，上至三国曹魏时期，下迄清代中期诸家，系统覆盖众多风格流派；装裱品式包括册、卷、轴等，在材质和工艺上，除纸绢质书画外，还有緙丝、绣线、纸织、藤织等形式。书画作者在身份上有帝王、专业院画家、士人、僧道等。还有少数女性画家，如明代马守真、清代陈书等，还有一些历史名人如文天祥、陆游的书迹。甚至佞臣蔡京署名的绘画，也出现在《石渠宝笈》的著录之中。据统计，仅《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著录初编、续编的书画就多达10331件。另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还有至少数千件钤盖乾隆内府印玺而未进入著录的书画。

乾隆的书画鉴藏热情一直持续近60年，最典型的就是《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乾隆经常随身携带此卷，题跋多达55次，而且题在画心中。从这些题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避暑山庄或静寄山庄，还是在南巡、东巡中，子明卷都随身携带。他兴致高昂时，还常常令臣下“驿至”书画以供赏阅，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就曾受到了如此礼遇。

侍值南书房的词臣经常与皇帝交流，以备皇帝顾问，很清楚皇帝的需要和喜好。乾隆收到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后，谕令蒋溥等词臣题诗、唱和。此后，蒋溥就进献了其父蒋廷锡的《五牛图》。后来蒋还搜访到了项圣谟的《五牛图》，进献入宫。他进献的书画还有《孔门弟子像》卷和程棨《摹楼璹蚕织图》卷等，词臣一般都有书画进献。例如长期侍值南书房的词臣沈初在笔记中，一连提到了自己所献的7件作品，臣励宗万呈献进宫的绘画藏品也不少于11件。

因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王氏书法被四处搜罗。由于康熙喜爱董其昌的书法，于是“当时海内佳品，玉牒金题，汇登秘阁”。乾隆也感慨：“盖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以往论者，多强调乾隆以国家之力，公开征集书画。实际上，乾隆并没有征集书画的谕令，还常常提醒自己不能玩物丧志。但乾隆默许甚至是赞同进献书画，臣工就以各种名目积极收集、进贡。

清代有严格、固定的进贡制度，作为封疆大吏的督臣，是进献的主力军。浙江巡抚王亶望一次就进献了包括“唐宋元人画计一百幅”的一百余件作品。两江总督尹继善一次就进贡了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卷、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卷等传世巨迹。经过臣工的搜集并进贡，越来越多的书画从民间进入宫廷。

抄没罪臣家产，也是乾隆丰富内府藏品的一种方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收录乾隆二十二至六十年间17个贪污等案件。籍没涉案人员家产，既包括官员，也包括其家人，甚至长随、厨役等，而这些人的家财凡有价值者，多解京，许多进入了内廷，其中就包括了书画。从量上看，抄家所得书画的数量甚至大于进贡所得。

为了获求书画珍品，乾隆还不惜重金购求。实际上，在康熙、雍正时期，宫廷内的书画收藏已经颇丰。传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已经进入宫廷。康熙时期，富有书画收藏爱好的索额图等权臣，大量藏品抄没入宫。雍正时期的年羹尧也因为籍没家产，书画收藏进入宫廷。还有，乾隆在登基之前，也有一些书画藏品。这些都汇入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之中。

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真伪掺杂受到当代学者诟病，最典型就是乾隆将《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误以为黄公望真迹的案例。实际上，乾隆内府不仅因误判被动收藏著录了不少伪作，也因乾隆的标准宽泛而接受了很多伪仿的作品。正因如此，被误认为“下真迹一等”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虽被认定为伪作或仿作，但仍留在内府，并得到妥善保管。乾隆在无用师卷上题：“其为赝鼎无疑，惟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

《石渠宝笈》初编在凡例中称：“是编所收皆古今名迹虽或临本逼真亦概置之次等，题疑俱仍其旧，而真赝自别（如次等书有二王、褚柳，次等画有荆、关、董、巨）。”在几卷他定为明人临摹的马和之《诗经图》中，乾隆称：“当是好手临摹”、“高手所摹”，“存而不摈”。

乾隆在题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中云：“是卷旧署为宋徽宗书李嵩画合卷，今证其伪，改署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并题以句……但自元至今已阅五百余年，即赝鼎亦属古物。”明确表示对五百年以上“赝鼎”绘画的珍重。《石渠宝笈》著录了大量的佚名宋人和元人的书画，还有一部分明人佚名书画,显示了宫廷对“古”画、一般文物的关注。

在历代书画收藏中，一般都比较注重前朝、前代的收藏，当朝当代的作品比例都较小，甚至没有。乾隆内府厚古不薄今，在著录中收入的清代作品有数千件，与前代的作品数量几乎相当，而清代作品中一半以上是乾隆同时代的书画家的作品。不摈弃有价值的伪作、重视当代作品，是乾隆内府书画收藏数量丰富的重要原因。

书画鉴定是一项十分专业而深奥的学问，乾隆内府能收集到大量流传有序的名作，几乎把之前的书画名迹一网打尽，其中协助乾隆鉴定的词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乾隆内府日常的书画鉴别中，除了皇帝，主要的参与者是长期侍直南书房的词臣。翰林代表着中国古代最高学术文化水平，而清代南书房的词臣可称为翰林中的精英。除了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具有良好的经史、文学功底，南书房词臣大多擅长书法或绘画艺术，例如董邦达、梁诗正；有的还出身于翰林世家，如董诰、张若霭、励宗万、蒋溥、嵇璜。张若霭和其弟张若澄先后进入南书房，皆工绘画。而董邦达和董诰父子，皆长于山水绘画，名重于时。

历史上很多皇室和收藏家都有收藏，但并没有留下著录。乾隆内府十分重视对藏品的著录，令南书房词臣组成编写小组，选择有价值的作品编入《石渠宝笈》和《秘殿珠琳》初、续编，储藏于重要的宫殿内。乾隆本人也亲自参与了编书的工作，并且承担起主编的职责。

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石渠宝笈》初编编写时残存的数十册底本中，有一册的封面上有：“张司寇养心殿石渠宝笈上等、次等十一件、四十七页讫”的字样，行草书写，有勾画改动处，应是草稿一类的底本。司寇是当时编写著录者的官职，张司寇当是张照。底本上有下面两则记录：

“二月廿三日，上发出养心殿国朝人书画四卷，先行办理，将来办养心殿书画时归入上等”。

“二月廿七日，养心殿发来字画册四十九册，发来字画卷二百卷”，同日又“发来画轴二百五十八轴”。又记：“古人书卷上等十五卷”，下列十五卷名称，其中有王羲之《曹娥碑》真迹、怀素《论述帖》、米芾《苕溪诗》等，下注：“五月十四日送园中，十六日交回讫”。

第二则记录中的“园中”，当指乾隆夏季的居所——颐和园。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著录的书画，在著录前已经定好书画所在的宫殿，经皇帝分类之后，分批、陆续发给了词臣，有的书画上还有皇帝亲自所标出的等级。而词臣著录的草稿底本，有一些也要交给皇帝审阅。

在现存的底本中，还有一类是小楷书所写，此类底本的书写格式已经十分接近现存的手抄本，仅有少数漏、改的字，有些地方是粘纸签修改、批注。

在底本中，有一则记云：“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谨奏，臣等办理《石渠宝笈》，所有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三处书画俱以謄写草本进呈御览。其御书房书画草本亦已办完，俟清时再行进呈。”由此可以推测，小楷底本即謄写草本，是词臣送呈皇帝御批之本。而这些御批本，是在词臣完成了整个或几个宫殿所有的书画著录后，用小楷謄写，正式呈交皇帝审阅。

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有一段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的题跋，是当时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的词臣所书，其中谈到“每卷呈请（皇帝）指示”，皇帝发现了此册中画法与诗题跋与册页中署款（五代）赵榦的时代不符，敕令词臣考证，词臣经过一个月的研究，终于证实了皇帝的判断，并改正了此卷的命名。从这段题跋来看，乾隆皇帝每卷都要审阅，还不时纠正其中的错误。乾隆皇帝以天子之威亲自审定书画著录的每一册（卷），承担了“主编”的职责。编书过程中，皇帝与词臣经常进行磋商，甚至因为编书的词臣常与皇帝见面，励宗万“遂恃此虚张声势”、“纵容伊弟门客招揺生事”，最后被革职。在续编时，乾隆除了自己审阅书稿，还令皇子和撰修四库的词臣审阅。不少词臣因为编书，得到了乾隆的褒奖。

乾隆内府书画收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十分注重对藏品的装潢、保护和保管。

乾隆十一年（1746年）闰三月，内务府活计档记载：“初四日，太监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黄公望《山居图》（即子明卷）一卷，传旨交萨木哈换好包首、玉轴头、玉别子，钦此。”从现存裱工看，子明卷画幅的前隔水、包首的绫锦也是乾隆内府裱工所常见，子明卷的包首还有乾隆的题签。故宫博物院成立前的点查报告记载：“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一卷（带锦套，套内为董邦达画并题签，为画禅室藏）。”可见，乾隆当时专门为《富春山居图》制作了锦画套，并且令董邦达在画套上绘图并题签。现存乾隆内府藏唐虞世南（传）《临兰亭帖》和米友仁《潇湘图》卷外签为乾隆亲自所书，画套亦为董邦达所绘。

书画，尤其是上等书画，都按皇帝的指示，具体的用料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例如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而包装内府书画作品的木匣，以紫檀木、漆器为主，兼有质地轻巧、易于雕刻的竹器。紫檀的木质坚硬，表面润滑，漆器防腐抗酸，坚固耐用，不易变形，用其作为手卷盒匣、册页夹板最为合适。以紫檀、漆器作为包装材料，有利于纸、绢质地的书画藏品长期妥善保存。正是由于采取结构严谨的包装，层层保护，才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保存至今，仍完好如初。

据相关记载，宫内书画像其他陈设的物件一样，一般是由各宫的太监负责日常的收存、传取、除尘等工作。乾隆在《新正学诗堂联句（有序）》中称：“笥分宝笈，浓熏辟蠧之香”，说明当时在学诗堂内通过熏香来驱散侵蚀书画的蠧虫。在现存的一份《逼虫香底簿》中记载：“（乾隆三十年）三月十一日，首领（太监）李金文、张永泰呈为养心殿熏书画、羽、缎、机、毡毯、姑绒等，即用川椒三千包，每包重五分。”熏虫的川椒，一次就用去三千包，重达十五斤，可见所熏书画、羽、缎等物之多，熏香驱虫之广泛、细致程度。乾隆还在诗文中提到了南薰殿历代帝王像“夏曝”。看来，当时宫内也有夏天晒、晾画的习惯。

当时每个宫殿都有相应的陈设档，包括书画在内的陈设、储存之物送取、撤换都有记录。即使皇帝取用，也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乾隆之后，宫内继承了乾隆时期保管书画的制度。从后来的记载，可以推测当时宫内的管理措施。清末，溥仪的堂弟、伴读——溥佳记载：“从1922年起，我们就秘密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写清楚，还需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正是有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末代皇帝溥仪才不得不以赏赐给溥杰、溥佳的形式，把书画等珍贵古物运出宫外。就若干片段记载，也可看出当时存储和保管制度之严密。

很多传世名作，例如传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幅心已经被乾隆的印章、题跋、乾隆和词臣的画跋重重包围，乾隆内府的“再创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原作的比例。

《石渠宝笈》著录的名作中，乾隆的书画题诗和题跋不少于3000次。这些题跋分别题写在书画的引首、隔水、画心、尾纸。乾隆还喜欢在画心钤盖收藏印。乾隆与书画品赏、收藏有关的印章，收录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的就有一百七十余方。名作上皆留下了皇帝少则几方多则几十方的印章，他为书画题签和引首的数量也数以百计。

乾隆富有开创性的鉴赏活动是为书画留下“画跋”和“小像”。乾隆还为绘画上缺的诗文补写书法。在马和之《邶风》图上，有其补书的诗句。在李公麟《九歌图》上，他补书了《九歌》的词句。

这些题记和印玺，见证了作品在清宫的经历，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后来艺术史研究者批评乾隆破坏原作的证据。毋庸讳言，乾隆内府对书画的考鉴失误比较多。因乾隆痴爱绘画，他的题字、题跋以及用印等对书画本身的艺术布局和整体美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不可否认，乾隆内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书画收藏，收藏观念开放而包容。乾隆内府利用当时优秀的人才、精良的技艺对书画进行鉴考、保护和装潢，重视书画著录的编写，对书画藏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正如近人余绍宋所言：“是编（《石渠宝笈》）所登既皆艺苑之精华，而确按方幅稽核详明，尤非寻声悬揣者可比”。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和著录，是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一次系统整理与总结，在客观上保护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珍贵遗产，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史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料。

（本文作者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本文内容为作者数年研究成果，请勿擅自改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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