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朝天门若干历史问题及其他

重庆朝天门若干历史问题及其他

张颖

（重庆自然博物馆）

朝天门是重庆人民非常熟悉的地标，它雄踞两江、镇扼半岛，尽管宏伟的三重门楼早已消逝，但它赋予重庆的种种象征，关于它的种种史传，仍被人们循循相问，津津乐道。

前些天，有朋友来讨论关于朝天们一些历史问题，由于之前曾留意过相关的文献，并有一些初步的思考，便按印象脱口而出了几个与外界相违的观点。后来经过这位友人的发酵，这些说法被加以改造，以一种热闹的方式传诸四方。但由于未阐明足够的所以然，且与原意有了一些参差，大家可能对其中的依据有所疑惑。同时，笔者也想将之前对重庆城的一些零散推敲作个总结，并以此为契机，对自己和重庆城作一个小小的交代，划出一条新的起跑线。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除了朝天门的几个历史问题外，我们也会延伸到宋元重庆城的相关情况，略显杂烩。当然，这些论述自然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新出者不过尔尔，且不敢妄称定论，只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朝天门的得名、朝向及重庆城相关

讨论朝天门的任何历史问题，都需要结合古代重庆城的营建发展来判断。根据蓝勇教授、彭学斌博士的研究[1]，最早系统记载重庆城九开八闭城门的文献是明正德《四川志》，其卷13《重庆府》记：

本府石城，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洪武初指挥戴鼎重修，高一丈八尺，周围二千一百三十六丈。门一十七，曰朝天、翠微、东水、通远、金汤、定远、南纪、凤凰、金子、仁和、太平、出奇、大安、临江、洪崖、千厮、福兴，开九闭八。

后来各版总（通）志、府志、县志的相关记载大致类似，只是个别城门的名字略异。如果说奠定重庆城九开八闭的城门体系是在明代，应该没有异议，但要具体论及其中一些城门开辟与得名的时间，则需要另做一番考察。

从之前的实证来看，重庆三国李严大城中可考的门号有二，即东门苍龙门和西门白虎门；宋代重庆城可考者有五，分别是薰风门、镇西门、太平门、千厮门、洪崖门。无论彭大雅当时筑城的具体情况如何、薰风门和镇西门到底与后来哪道门有联系，且以太平门、千厮门、洪崖门与明初戴鼎“因旧址砌石城”（乾隆《巴县志》卷9《建置·城池》）中的三座城门同名，也能大致看出前后具有一定延承。事实上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在戴鼎筑城之前至少还有另外三座城门是可以证实的，其中就包括朝天门。

《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癸卯条）记：

中山候汤和至重庆，会德庆候廖永忠，以兵驻朝天门外。是日，明升面缚啣璧，与母彭氏及其右丞刘仁等，奉表诣军门降。

戴鼎是在洪武六年出任重庆卫指挥之后才开始筑城，而汤和与廖永忠是在洪武四年的平夏之役中兵临朝天门，说明至少在明代以前朝天门就已存在，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平夏录》、《国朝会汇》、《明史纪事本末》等众多文献中，可谓毋庸置疑。目前市面上有一些介绍老重庆的书籍，认为朝天门是戴鼎筑城后才得名，这一点以后需要纠正。同样，既然朝天门在明代以前就已存在，那么认为朝天门的得名是因为朝向洪武时期的应天府（南京），这种流行的说法自然也站不住脚了。

另外两座应该早于明代出现的城门是南纪门和通远门。《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条）记：

改重庆守御千户所为重庆卫。初，巴县王立保作乱，称应天大将军，烧佛图关，犯通远、南纪二门，千户左辅击走之。至是，立卫治，命指挥戴鼎守之。

又雍正《四川通志》卷20《土司》记：            

而巴县蛮王立保自称应天大将军，烧佛图关，犯通远、南纪二门，播州江度蛮王安，茂州土酋董贴里，龙州土官赵宗寿，先后为乱，皆移兵剿除之，而立重庆卫，并复威州千户所及茂州卫指挥使司，互相镇守。

这样看来，在平定王立保及周边其他土酋之乱后，戴鼎才出任改设的重庆卫指挥，而在其筑城前就已经有了通远门、南纪门的名字。如果说雍正《四川通志》还可能掺杂晚近的信息，而《明实录》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度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明初戴鼎筑城前，除了太平门、千厮门、洪崖门外，后来的城门中至少还有朝天门、南纪门、通远门是存在的。同时应该看到，朝天、南纪、通远三门分别位于重庆城的东北、西南、正西三极，这三个点一旦确立，联系重庆城所坐落的地势与依山筑城的特点，可以说在戴鼎因旧址筑城前，重庆城的基本轮廓便已奠定了，只是城门的数量、名号、方位及开闭情况等还有许多模糊之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蓝、彭文对明以后重庆城墙范围各种记载的梳理，发现明代与清代城周并不一致，清代大概比明初戴鼎筑城时长了一千多米，城围面积扩大了一平方公里左右；，考证出明中叶以前这两者应该不在城墙之内；以此作出的结论是，南宋至明初重庆城西北侧的城墙可能只达到临江门—校场坝—南纪门一线，在此之外的通远门、打抢坝坡地是在明中叶后逐步扩建才纳入城围。蓝、彭的具体考证请参看原文，对于文中提出的关于城围的变化，应当引起相关研究的重视，这是以前在没有系统整理文献的情况下被忽略的一面，即便不同意这个观点，也应当对明清不同时期的城墙数据做出合理的解释。目前笔者还没有发现更有说服力的文献能与之对话，同时也未见其他实证研究对此进行辩论。按照此论，通远门片区的高地在南宋至明初并不一定位于城围内，那么在明代以前所考见的朝天、南纪、通远三门中，前两者的位置与后来应该是一致的，而通远门的位置是否有变化，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不过笔者对此也存有很大的困惑。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且大多时候处于被动固守的局面，作为西南战区的首枢，并已拥有了大量山城防御体系的修筑经验，重庆怎么会将紧挨城外的高地置之不理，无辜留给对手一个军事地理上的软肋？在明末清初的诸方争夺中，清军占领重庆后巩固城防的重大事件就是补筑通远门片区的城墙，而通远门自得名伊始就是所有攻守记事中的热点，面对蒙（元）军强大的压力，历任驻渝的制置使们难道都没有照顾到这么明显的破绽？从情理上说，这确实有些难以理解。

就此笔者曾向一些考古专家请教，他们以清代地图中在打枪坝附近标有“一字城”的提示，联系钓鱼城、白帝城、神臂城等发掘的宋代一字城遗址，认为既然并非所有的一字城在当时都有文献记载，那么重庆城作为西南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可能也存在相似的设施，只是相关的考古工作尚未证实；至于清代增加的城墙长度，可能是瓮城的增辟及一些局部的改筑等。另外胡道修先生谈到，重庆城在南宋时就存在九道开门，其中朝天门已经得名；镇西门、出奇门与钓鱼城同名者存在某种联系；复兴门可能取自余玠光复之志等（大意如此）；由于尚未见到相关的实证文章，这里只能看作一种推测。目前的现实就是如此，宋元文献中没有考实的城门及城墙等项，我们不能说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但文献的缺失与相关考古材料的不完整，使我们只能进行有限的推论。而不管多么于情于理的论断，都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才能够成为信史。

回到朝天门的问题上，这里先对“朝天”这个名号作一点解析。按照通常的理解，“朝天”概指朝向天子驻跸之京城，也就是朝向当时的首都，这在文献中也确实能得到印证。靖康元年（1126），太学生陈东以《辞诰命上钦宗皇帝书》（《少阳集》卷2）控陈权臣蔡京有“包藏祸心、不可遽测者”，其中一条曰：

天下州郡城门之向帝都者，素号朝天门，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为天下朝已之谶。

蔡京此罪姑且不论，但文中阐明了天下城门中号“朝天”者之由来，重庆朝天门当概莫能外，其名号确实有朝向帝都之义（是否具有接圣迎旨的实际意义待后）。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则资料出自宋代，就认为重庆朝天门得名就一定在宋代，因为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某城门号为“朝天”或“朝京”者的记载并不乏见。比如唐代的简州（今简阳）就有朝天门，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引《碑目》曰：

《郡守璧记名氏》始唐贞观十三年，见刘左史《折柳亭记》，亭在朝天门外，旧名情尽桥，刺史雍陶诗：“从来只说情难尽，何事教名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教离恨一条条。”

《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也有类似的记载，折柳桥上设有亭舍，位于简州通往成都的驿道上（至清代仍存），当时从简州入京便是出朝天门取成都金牛道。又如临安府的朝天门是在隋唐五代时期的新城戍基础上改建而成，景福二年（893）钱缪修筑杭州罗城时，朝天门便得以记名（参见乾道《临安府志》卷二·城社）。同样也有门号在元明清才记为“朝天（京）”者，兹不赘述。事实上“朝天（京）”是一个很普遍的城门名号，如果系统的梳理哪些古城的城门曾冠名“朝天（京）”、其得名起止时期、此门在该城所处的部位、当时中原王朝的首都与该城及此门的对应地望、该城通京驿传的走向及是否从此门出入等等，再从中提炼出一些以“朝天（京）”命名城门的规律，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之前已经论证，至少在明代以前重庆朝天门便已得名，现在我们采取由近及远的溯推，在能够提供佐证的基础上，，以此对朝天门得名的时间作进一步考证。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明夏，，既然已在重庆称帝，再自辟一个“朝天”之号去向化元大都和朱明的应天府（南京），似乎不大可能。至于明玉珍建都后为什么不将“朝天”的门号改掉，尚不清楚。，从元代可提供的佐证来看，也可直接将明夏略过。据《经世大典》与《析津志》记载，元代成都至江陵水道上可考的水驿有49站，其中在重庆者名朝天站[2]。联系明清时期在重庆所设的朝天驿，可以判断这个驿名是延自元代，其得名显然是傍朝天门而来。这样，元代存在朝天门是可以确定了。

再往上推，目前宋代及更早的重庆城在文献中尚未发现任何设施或建筑带有“朝天”之号，所以对于南宋是否存在朝天门的问题，就只能旁敲侧击，无法证实。不过今重庆市在当时倒记有另一家朝天门。咸淳元年（1265），忠州因度宗潜藩升为咸淳府，迁治皇华州，知府常庆福为增强防御，对皇华城进行了整治，其手下作有《金鱼堡记》勒碑纪功。《全蜀艺文志》卷40录此文曰：

又病东门以西，雉堞不耸，女墙之内，地步稍蹙，万一敌攻吾瑕，惧莫能敌。议欲改图为万全计，适筑填西、定远两堡，未遑也。越明年，仍岁丰穰，侯乃经营，朝天门之上建一大堡，使外势陡绝，足以壮窥阚之谟，内势砥平，足以严矢石之备。规模甫定，堡未得名。

为使皇华城的朝天门外势陡绝，常庆福特在城门上加筑了一座类似敌台的堡堡垒，后取名金鱼堡。同样是潜藩升府，又是位于重庆长江下游的水路上，镇西、定远、朝天这些名号也似曾相识（钓鱼城有镇西门、出奇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重庆的情况，倾向于皇华城朝天门与重庆城朝天门应该存在某种联系，并进一步认为，重庆朝天门在南宋就已经得名了。这作为一种推测，不无不可，但要作为信史，则缺乏直接证据。同时更没有具体资料显示，宋代命名朝天门者，与潜藩升府有必然的联系（如永康军也有朝天门）。至于周边各城的一些门号出现相同的情况，只能单说某名号在当时可能比较普遍，而在文献中彼有此无的记载下，直接将几者的门号“互通有无”，以此来推断重庆城一些门号出现的时间，是需要谨慎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南宋首都临安府位于重庆下游，朝天门面向东方，直指帝都；而从临安府溯江而上，入重庆城自然是在朝天门登陆，接圣迎旨，合情合理，所以认为“朝天”之号应该始于南宋。这是以临安府对应重庆的方向，来判断南宋时朝天门更具备朝向帝都的地望条件。对此，我们需要对重庆朝天门的朝向地望作一些澄清。首先应该看到，虽然从长江下游与重庆联系，于水于陆都是从朝天门入城，但以这道门位于重庆城的部位，它就一定是朝向长江下游的正东方向吗？可以明确无误的是，朝天门在渝中半岛的地理坐标上是位于东北极（甚至更偏北），不完全朝向正东。乾隆《巴县志》卷1《疆域·川》记岷江“县西南自江津县入巴界，东北入长寿县界”，“......会金沙，下泸戎，会赤水，至郡城朝天门，会嘉陵江”，实际上以重庆段长江的走向说明了朝天门的东北方位。王士祯《蜀道驿程记》对此也有类似的阐述：

盖岷江自叙、泸西南来，涪江自绵、梓、遂诸州西北来，嘉陵江自阆、果诸州，巴江自蓬、渠诸州东北来，至合州同会涪江，南下至渝州东北朝天门，与岷江会。

而在朝天门下游拐进铜锣峡前的江段，对溉澜溪、寸滩、黑石子等津渡的地望，乾隆志也皆记为“县北”。至于朝天门嘉陵江的对岸，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北府城、江北城等称，而不是东府城、江东城等，说明古人对这里的地望是有清楚的认识。同时参见东水门的名号，及巴县署“依山东向”、涂山“县东一里”等记载，也能清楚看到古人对重庆城的正东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重庆朝天门就一定是朝向正东，准确的讲，朝天门是位于重庆城的东北部，既然亦东亦北，也就不能排除历史上其朝向北方都城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中原王朝在北方建立的众多都城，对应重庆城的方向恰好是朝天门的位置。

如唐《元和郡县志》卷34“渝州”条记：

东北至上都二千八百一十里，东北至东都三千六百七十里。

又宋《太平寰宇记》卷136“渝州”条记：

东北至东京四千九十里，东北至西京三千六百七十里，东北溯流取合州路至长安二千八百一十里。

我们看到，无论唐代的西安、洛阳还是北宋的开封，在时人的认识中都是位于重庆的东北向，对应这个方向的城门自然就是渝中半岛的东北极所在。而元明清的北京也是位于重庆的东北向，其中清代“朝天门”三个字还是刻在完全正北的瓮门上。所以，如果我们对朝天门的朝向有更开放的视野，会看到以临安府位于长江下游的东方为由，认为重庆朝天门在南宋最具备得名的朝向地望，是一种比较局蹙的推论。而之前认为重庆朝天门是朝向朱明南京的说法，除了在文献收集上有疏漏外，大概也有局限于正东朝向的成分。

这样看来，重庆朝天门既然能够证实存在于元代，同时南宋临安府并无朝向地望上的优越，那么在文献阙如而无法再进一步上推的情况下，即便判断朝天门是因朝向元大都而得名，也并非没有道理。但这也是证据排列下的最大可能性推测，因为较此更早的情况，推测的可信度就更低了。当然，朝天门在南宋肯定有城门，蓝、彭文认为薰风门是其前身，这点我们后面再讨论。

由于明代以前可考的城门已不止五座，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宋元重庆城的相关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再来看下通远门和南纪门，这两者在宋代没有记载，但也确实存在于明代之前。通常认为宋末考见的镇西门就是通远门的前身，从当时双方的攻守记载来看，镇西门应该位于重庆正西侧的高地，是从浮图关俯冲重庆城的第一要门，在军事地理上与后来的通远门一脉相承，这点没有异议。而镇西门的记载是出现在重庆城被陷时，说明其改为通远门的时间应该是入元之后了。南纪门则相对模糊，在南宋所考见的城门中，似乎没有哪个在方位上能与之对号，但南纪门在当时应该是有城门的。按目前可征的文献，自彭大雅后至戴鼎前并无任何筑城的纪录。万历《重庆府志》“纪事”卷的史料价值非常高，其中宋元时期与筑城相关的记载也只有两条，一是嘉熙四年秋七月乙丑“四川制置知重庆府彭大雅筑重庆城，大雅自记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二是嘉熙十二年十二月已未“诏追录彭大雅创城渝州功，复承议郎，即官其子。”从彭大雅事后受到皇帝诏赏这点可以看出，像筑城这样的大型工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按照申、审、批、验等相关程序展开。所以在没有发现其他能够翻案的直接证据前，我们只能依从自彭大雅后至戴鼎前重庆城没有根本改动的史实，其范围应当包括基本的城围和城门数量（门号除外），这样才具备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既然南纪门在明代以前就已存在，而最近一次筑城的纪录只有彭大雅，那么从逻辑上讲，至少南纪门的城门可上推到南宋。至于“南纪”门号出现的时间，考虑到重庆城各时期门号变动的情况，而宋元及之前的重庆尚无任何号“南纪”者，按实证则只能推至明夏。不过明夏短祚，若“朝天”的门号都未改，其他门号改动的可能性则更小，所以南纪门（及通远门）在元代存名的可能性非常大，对于南宋的情况我们暂持保留态度。

接下来谈一下洪崖门。之前关于南宋重庆城开门的数量，似乎被彭大雅筑城时的一句“但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大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为西蜀根本”的记载给钉死了，蓝、彭文的相关考证便是严格按照这条资料来展开。而在考见的五座城门中，恰好有一座洪崖门在明清时期是闭门，又给南宋四开门之说补上了注脚。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既然已多出一个“南纪门”，那么南宋开门的数量就具备了一定开放性。因此对于彭大雅立石四门的记载，笔者倾向于当时立石旌表的可能是在交通上比较重要的四座开门，但并不代表就只有四座开门。这样我们对洪崖门的情况就应该多一份考虑，事实上即便搁置开门数量的问题，仔细阅读相关的文献，也不得不对洪崖门在南宋是闭门的说法产生极大的怀疑。

据《元史·汪惟正传》记：

会丞相伯颜克襄阳，议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颜会钱塘。”帝优，诏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谁托？异日蜀平，功岂伯颜下邪？”未几，两川枢密院合兵围重庆，命益兵助之，惟正夺其洪崖门，获宋将何统制。皇子安西王出镇秦蜀，召惟正还。

又《元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汪惟正神道碑》[3]记：

□□丞相伯颜克襄阳，议取宋。公志亦将东，奏于朝廷：“西蜀未下者数城，凡土□尔，宜并力攻□余杭，不守□□□□，臣愿以本部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颜会于钱塘，一战而死，庸报国恩。”上嘉，遣使赐公,及谕之曰：“四川重地，非卿莫守，他日平蜀，功岂劣于彼？□姑务近功，以成朕□。”是后，两川□枢密院合兵围重庆，诏公□兵传城下，公以奇兵克其洪崖门，获其将何统制。皇子安西王既胙土秦蜀，因巩人之思公，乃召公还。

可以看到，在两川行枢密院联合对重庆发起的围攻中，被忽必烈寄以厚望的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正是出奇兵攻克了洪崖门，并俘获了宋方一位守将。统制是宋方的军职名，为都统制司下御前诸军一级的统兵长官，何统制即一位何姓的统制官，《新元史》记为“获宋将何世贤”。从攻守双方的投入来看，当时洪崖门应该是个开门，这样才存在军事争夺的意义。如果是闭门，双方就没有必要在此大打出手了。其实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同时期城门的开闭辟塞及方位形制出现前后不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朱元璋平楚后亲自督师筑城汉阳府，城四门为东门朝宗、西门凤山、北门朝元、南门南纪，其中朝元门大致在明中叶便塞废不用[4]，汉阳城后来也一直保持着三开门的格局。类似的例子应该还有不少，所以面对如此明显的纪事，坚持以晚近的情况去一成不变的断定宋代洪崖门也是闭门，确实值得商榷。另有观点认为南宋的洪崖门就是后来的临江门，前后位置有改动，但目前无法证实。或以洪崖门的地势不利于出入，一直是闭门的可能更大，然而临江门的地势其实比洪崖门更陡峭，这似乎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对此我们只能坚持一个原则，即以当时人所记来判断当时事，至于洪崖门的位置是否有改动，对于这个门号在当时是开门的判断并不影响。

最后谈下薰风门。蓝、彭文在考证南宋城门的方位时，由于坚持了四开门说，所以在镇西门、太平门、千厮门分别占据了重庆城西、南、北三个方位后，认为薰风门只能算在后来的朝天门上。当然，朝天门所在的位置控扼两江，交通地位非常重要，历史上自筑城以来应该一直就有城门。而在明清的文献中，皆记载张珏出薰风门决战的扶桑坝是位于城东，目前普遍认为是东水门外的月亮碛。现在我们突破南宋四开门说，这样再对应月亮碛与重庆城各门的位置，东水门则更具备从薰风门演化而来的可能。事实上回顾南宋各城门的记载，皆出自军事对峙的纪事中，而朝天门因地势原因，在历史上众多针对重庆城的战事中甚少被提及，因蒙（元）军没有对其进行攻夺而出于当时的纪事之外，也是可以理解的（名号是另一回事）。另外据唐冶泽先生推测，扶桑坝可能是桑扶坝的误写，而南纪门外的珊瑚坝与之音近，这里地势开阔，具备城郊野战的条件，特别是攻方可以从西侧陆路援进，加上“薰风”二字取自“薰风南来”，认为薰风门可能就是后来的南纪门[5]。说实话，如果不考虑晚近文献中对扶桑坝的方位指定，笔者也很倾向于这个推论，因为明清时期确实不乏珊瑚坝与南纪门受战事波及的记载，而东水门则与朝天门一样基本阙如。同时，南纪门因区位所致，在明清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重庆城西大路、南大路及北大路的出入大门。而在戴鼎因旧址筑城前，重庆的城围就已经扩展到了这个片区，既然南宋时这里有城门，那么发生战事的概率是很大的。当然这也是推测，虽然可能性很大，但尚待证实，目前我们还是依从晚近文献对扶桑坝的记载。

综上，我们再来梳理下目前的成果。重庆城在南宋可考的门号有镇西门、太平门、千厮门、薰风门、洪崖门，明代以前可考的还有朝天门、南纪门、通远门。按照目前的文献记载，我们依从自彭大雅后至戴鼎前重庆城没有筑城的史实，再结合各城门的具体考证，认为：镇西门是通远门前身，很可能在元代改号；薰风门是东水门前身；太平门、千厮门与后来一致；南宋的洪崖门是开门；朝天门在南宋存在城门，门号可推至元代，在历史上并不一定以朝向长江下游的南方帝都而得名；南纪门在南宋存在城门，在元代很可能存有门号。

因此，南宋重庆城的开门可推至七座，分别为镇西门（通远门）、薰风门（东水门）、太平门、千厮门、洪崖门、“朝天门”、“南纪门”，闭门待考。

这是笔者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献，在实证基础上所作出的尽可能判断，其中也不乏一家之言，希望能够给重庆城的相关研究带来一些参考。突破南宋四开门说，使我们对宋元时期的重庆城具备了更开阔的想象空间，但笼罩在两江上空的迷雾，依然没有散去。

2.朝天门的“接官迎圣”

一句“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的民谚，给重庆朝天门定下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如《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在赞赏朝天门作为“大码头”一面的经济地位后，：

不过，古时候朝天门主要的作用还是如前面民谚所说，是“迎官接圣”。即上级有重要官员来重庆，或皇帝有圣旨、诏谕到重庆，就都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地方官员也到朝天门码头迎接，这也是朝天门得名之由。码头上建有接官厅，门内有朝天驿、圣旨街、接圣街等名目，就是这种功能的反应。

几乎所有关于老重庆的书籍，对朝天门都有类似的表达，代表了人们对朝天门“接官迎圣”的普遍理解。在2016年出版的法国藏《渝城图》上，与三重雄伟的城门相契合的，是门外“迎官接旨”四个大字，也正好印证了民谣的流传。不过朝天归朝天，从名号上来讲，只代表了朝向帝都的象征意义，而重庆城迎诏接旨的具体流程，可能是另一回事。

去年五月，笔者在“重庆古道”公号上推了一篇关于南纪门与重庆古代交通的文章，，谈到多年前曾见到一份巴县档案的影印件，里面有重庆官府出南纪门往浮图关迎接圣旨的记载，并认为南纪门在接官迎旨的实际地位上要高于朝天门。笔者当时草草成稿，主要传与各方交流，接受反馈，一直想收集更丰富的资料进行完善，所以对邓平先生的提示给予了进一步关注（特此感谢）。后来经过多处查找，终于在巴县档案中发现了相关内容。

一份咸丰十年巴县礼房拟呈的“接诏仪注”（下图）显示：

《接诏仪注》

圣旨到日，执事人役预备龙亭，于浮图关迎接，镇、道、府宪出府至两路口，设香案跪于道左，赍诏官赍恩诏由南纪门进城，镇、道、府由得胜门进城，先至会府门跪接，顺行入内。赍诏官恭请诏奉安殿上，礼生唱赍诏官捧诏奉安诏架，退立案东，排班班齐，跪行......赍诏官捧诏授宣诏官......众官跪听读诏毕起立，宣诏官捧诏下台授赍诏官，赍诏官捧诏奉安诏架，仍行三跪九叩礼毕。赍诏官捧诏授道宪，道宪出班跪接诏起，授府宪，出班跪接诏起，授经历司，经历司出班跪接诏起，捧诏安龙亭，诏行恭送。

道署，众官同府，理合登明。（案：全文点校依原示）

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到，下达重庆的圣旨是从成都方向过来，重庆方面要先在浮图关设龙亭迎接，同时重庆镇总兵、川东道、重庆知府须出至两路口跪接。在赍诏官从南纪门入城时，三宪还不能同入，而是从得胜门绕行入城，至会府的门口再跪接，随行入内，排班跪听宣诏。这里的得胜门以前并未见载，门号主武，是否通远门或储奇门（取出奇得胜）的别称？在宣读叩拜等仪式完成后，圣旨被层层授递至经历司，然后再被奉出至浮图关龙亭。整个过程中，圣旨从西路来又从西路回，出入重庆城皆在南纪门，与朝天门毫无相涉。

为什么会出现与大家想象中相违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圣旨概指皇帝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令文书，按内容有制、诏、敕、诰、谕、旨等类，在清代主要由内阁或军机处拟制颁发。除了针对具体的地方和官员、由天使奉旨当面宣读外，诏令文书更多是以抄发的形式布告天下。诏令内容在向地方发布的过程中，严格按照逐级下达、层层授受的程序，反应在文书的行文格式上，即形成层层套引的叙述方式。我们以一份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制发的札文为例：

特授四川重庆府正堂赵  为钦奉上喻事。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奉川东兵备道黄  宪札；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准布政使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署总督部堂鄂  宪札；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准吏部咨，考功司案呈，内阁抄出奉上喻一道，相应抄单知照可也。计粘单一纸。等因。咨院，行司，移道、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仰县官吏查照札内钦奉上喻事理，即便一体钦遵知照，毋违此札。

计粘单一纸

右札巴县准此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6]

重庆府将上喻事宜（粘单）附在下行巴县的札文中，而重庆府是接到川东道的下行札文，川东道又是接到布政司的平行咨文，布政司又是接到总督的下行札文，总督又是接到吏部平行咨文，这道颁布的上喻由考功司从内阁抄出呈吏部，按要求逐级知照部院（总督）、布政司、道台、知府，最后才下行到巴县。正如重庆湖广会馆藏《圣旨碑》所记载的那样，一份乾隆五十九年面向天下寺观的恩诏条例，即“奉旨钦遵相应行文川督，转饬各府、州、县各官吏、师生及军民等一体谕知，共知今王乐善之心以诚。[7]”所以我们看到，按照逐级下达的程序，，反应在驿传地理上，即必须经省会成都转达。而需要当面宣读的圣旨，也不可能越级违矩，奉旨天使必须先抵达省会，然后才能下到州县宣旨。

第二，、重庆的驿传路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邮传》记京蜀驿程为：

京师皇华驿至四川省城共四千七百五十里，二千五百九十里至陕西咸阳县渭水驿，五十里至兴平县白渠驿，九十里至武功县驿，六十里至扶风县驿，六十里至岐山县驿，五十里至凤翔县驿，九十里至宝鸡县驿……四十五里至宁羌州黄坝驿，六十里至广元县神宣驿，五十里至广元县望云驿，四十里至广元县问津驿，四十里至昭化县大木村驿，四十里至剑州剑门驿，六十里至剑州驿，四十里至剑州上亭铺驿，四十里至梓潼县驿，六十里至绵州魏城驿，六十里至绵州驿，三十里至新铺驿，三十里至罗江驿，六十里至德阳驿，四十里至汉州驿，五十里至新都驿，五十里至成都锦官驿。

正常情况下，清代四川的通京驿道是取川北大路（金牛道），经陕西、山西、直隶一线，京蜀之间的文报往来皆由此驰递，而川北大路也是四川所有驿道中公务最为繁忙者。正如傅崇矩《蜀海丛谈》所言：

清时以北平为京师，故各路驿站中尤以北路为最繁重......每一驿站年支之款，以北路较多，每处年支银一千一二百两，其余东南西三路，则每处不过年支银一二百两。然北路事繁，所递多系重要文件。

在受战争影响的个别时期，比如同治回乱期间，四川与北京的驿道也曾一度改走他线。《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25（同治七年戍辰二月壬寅）记：

又谕崇实奏请饬陕省照旧安设驿站一摺。前因陕西驿路梗阻，川省文报改由川东递送湖北、河南、直隶转递。兹据崇实奏称，自改道以来，凡限行五六百里摺报，往返六七十日始行递回，其题奏本章及部院公文，更属迟缓。现在汉南业已肃清，川省援陕之军进扎宝鸡，与西安省城声息相通，两省文报。自可照常接递。著刘典、乔松年照旧安设驿站，遇有川省摺报、题本及一切公文，仍由川北各州县至陕西、山西、直隶往返接递，以免稽延。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陕西回民反清始于同治二年（1863），期间川陕驿道梗阻，四川一度改走川东大路经湖北、河南、直隶与北京联系，而在陕西肃清后于同治七年（1866）便恢复了川北大路的驿传功能。事实上除了明南京及个别总督驻渝时期、清末新式邮政及电报兴起之后，。

那么按照逐级传达的程序，重庆与北京的文报也必须取道成都，即北京—直隶—山西—陕西—川北大路—成都—川东大路—重庆。我们以成都将军崇实在重庆处理遵义教案期间的文报为例，一份巴县档案《为申报同治九年七八月白市朝天两驿递过火票奏折事申》[8]显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已时六刻，县白市驿接收璧山县属来凤驿马夫邹兴送到军机处于七月初七日未时签投钦宪崇  夹板一副、火票一张，限行五百里，专差马夫田玉于是日酉时六刻送至朝天驿。现值钦宪驻渝，即差马夫李升赴行辕呈投。

讫又于二十七日已时三刻，白市驿接收来凤驿马夫王洪送到军机处于七月初十日未时签投钦宪崇  夹板一副、火票一张、印花一颗，限行五百里，专差马夫田玉于是日戍时四刻，送至朝天驿，即差马夫张坤赴行辕呈投。

......讫又于八月十九日午时刻，卑县朝天驿接奉钦宪崇  于八月十九日已时自四川重庆府拜发奏折夹板二副、滚单二张，限行五百里，专差马夫张玉、张坤于是日申时八刻送至白市驿，即差马夫田奎、刘兴于是日戍时八刻送至璧山县属来凤驿交替。

崇实与军机处之间的五百里加急不必由川督开转，但仍取川东大路上重庆以西的驿站递送，很显然，重庆与北京的驿传是必须经成都取川北大路的，而非看上去更近的湖北、河南、直隶一线（人员赴京另论）。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不管是下达的诏令谕旨，还是上疏的奏折题本，重庆与北京的驿传联系必由成都经川北大路中转，在重庆一方即由西路往来，这样出入重庆城自然是取下半城西南侧的南纪门。同时，重庆接待的省内公干更为频繁，与成都的直接联系可谓家常便饭，一切往来也同样由南纪门出入。所以在明清大部分时间内，，南纪门在实际地位上可以说是重庆的第一天门，，更多是以朝天面圣所代表的象征意义。这样回过头来看，朝天门最早得名可能只是因为朝向的因素，当时的奉旨天使是否由此入城，真不一定。

——注释：

[1]蓝勇、彭学斌：《古代重庆主城城址位置、范围、城门变迁考——兼论考古学材料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运用方式》，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1卷第2辑，2016年4月。

[2]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179-181。

[3]吴景山：《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载《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总第24期）。

[4]]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301。

[5]唐冶泽、奉庆豪编著：《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页34-36。

[6]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101。

[7]何智亚：《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页255。

[8]四川档案馆，清6-5-104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