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石窟密室寻宝记:写经的伟大发现

图文 | 李如珊

敦煌遗书的年代跨越八个世纪，其中以写经为最大宗，敦煌写经体成为一种具有时代与地域特色的代表性书法艺术。写本、碑拓等遗书文献中，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兼备，对于中国文字发展史与书法史研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其书写者多为民间人士而非名家，自成一格的敦煌书风，亦对近代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藏经洞的发现者与看管者为清末道士王圆箓，其对洞内文物的历史价值一无所知，在他手中，这座历史宝库中的文物陆续离洞流散，分别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1876-1948）等人大批收购，运送出国，终至流离世界各地，分藏于各国博物馆。

藏经洞是位于敦煌莫高窟内的一座隐蔽石室，原是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辨生前的禅窟，后作为其影窟。学者推测此窟于11世纪中叶堆放大量寺院文献后封窟，就此尘封800年。藏经洞的发现者为道士王圆箓和其所雇用的写经员杨某，王圆箓为清光绪年间人，原为甘肃兵防，退伍后成为道士，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来到敦煌，寄居于莫高窟中。他在现编的第16窟内供奉香火，接待香客，雇用杨某写经以供发售，尔后在窟旁新建一座道观“下寺”。

王圆箓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们于16窟甬道北壁发现一道裂缝，其后似有一室，而此壁还绘有壁画，藉以掩盖此一密室被泥块封堵的入口。王圆箓和杨某选择在夜半无人时击破此壁，发现内有一门，高不足一人，藏经石室于眼前洞开，现编为第17窟。据载洞内“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里经十卷，复有佛憕绣像等无数。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这些文物几乎充满整个石室，经卷等文物层层堆栈，几近洞顶。道士王圆箓发现室中文物多为写经，虽稍知其为古代文物，却未觉察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开始挑拣若干首尾完整、品相精美的写经和绢画，作为礼物赠送给地方长官。

在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07年来到敦煌藏经洞之前，王圆箓已拣选多件洞内的写经与绢画精品，赠与驻扎酒泉的安肃道台廷栋、敦煌县长汪宗翰（粟庵）等人，这些文物又被转赠至甘肃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南京官员端方、敦煌典史苏子培等文人学者手中，尔后部分辗转由国外藏家收购，流散至日本、美国等地博物馆。

金石学家叶昌炽于1902年出任甘肃学政，他的《缘督庐日记》是有关藏经洞的最早记录，并首度鉴定出敦煌文献和绢画的重要学术价值：“汪粟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甘肃地方长官知晓藏经洞之文物发现后，下令就地检点封存，交由王圆箓看管。

敦煌第17窟，藏经洞与洪辨塑像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拥有5万件以上的古代文献遗存，因此被称为“中世纪的文库”“古代学术的海洋”，洞内浩瀚的文献弥补了现有史料的不足，其学术价值无法估量。这些敦煌文献中有90％是写卷，其中亦包含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典籍，可补现存宗教史料之不足，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称之为“写本图书馆”。敦煌写本的文字除了汉文，还涵括多种中亚文字，包括藏文、梵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回鹘文、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实为语言学之宝库。

《树下说法图》，唐，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采集品

敦煌文献中还有不少宗教典籍之外的社会文书，如官府公文、契约、寺院账目等，、社会、经济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地理、文学方面的文献亦相当丰富，包括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敦煌至西北地区方志、儒家经典、语言学、文学作品等，尤以民间文学为多；科技史史料则包罗数学、天文、医学、造纸、印刷等方面，亦包括音乐、舞蹈类的艺术文献，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极为广泛。

《》，局部，唐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采集品

除了大量的文献，藏经洞中还遗存了许多珍贵的古代艺术品，如纸画、绢画、幡、雕版印刷物、织品、壁画粉本等，麻、绢、纸的质材不易保存，这批文物能够在藏经洞中幸存至今，部分甚至纸色如新，实属可贵，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敦煌绢画，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采集品

套色雕版印经，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采集品

1907年3月12日，英籍匈牙利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于前一年自印度出发，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途中挖掘了著名的楼兰遗址，来到敦煌后匆匆造访千佛洞，不久又转往考察汉代长城与烽燧遗址，直至5月15日才重返敦煌，投入千佛洞的考察。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斯坦因自土耳其商人札希德伯克处得到小道消息：藏经洞里偶然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此洞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札希德伯克还宣称，这批写卷中还有不是用汉文书写的材料。这条粗浅的消息却勾动斯坦因身为考古学家的敏感神经，他已经感觉到，藏经洞里藏着无价之宝，他开始计划如何突破看守者王圆箓的心房，进而获取这批珍宝。

经过几番交涉，王圆箓终于肯打开密室之门，让斯坦因看一眼。然而，防备心颇重的王道士始终没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只是每夜陆续拿出若干经卷供斯坦因检阅。

斯坦因学习过梵文和波斯文，却不懂汉语，他雇用了一位蒋师爷作为他与王圆箓之间的翻译及说客，并为他初步检阅汉文经卷。王圆箓被蒋师爷的如簧之舌打动以后，开始拿出更多藏经洞内的卷子供斯坦因阅览。最后，斯坦因用低廉的价格，陆续自王道士手中获取了共24箱写卷和五箱绘画、织品等艺术品。这批藏经洞文物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运送，于1909年安抵伦敦。1914年，斯坦因于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再度来到敦煌，王道士又卖给他四大箱的写本文书。

斯坦因1907年拍摄的藏经洞和经卷

由于斯坦因探险队是受英国与印度政府资助，所以他所运回的藏经洞文物中，多种语言的文献写本分别入藏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绢画、刺绣、版画等文物则由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平分。他在敦煌所获得的文献总数超过4.5万件。

《观音和供养人》，唐，大英博物馆藏

继斯坦因之后来到敦煌藏经洞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曾任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于1905年受任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组成探险队前往中亚考古。伯希和在新疆乌鲁木齐时便得见敦煌藏经洞所流出的唐代写经，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探险队终于抵达敦煌莫高窟。他以流利的汉语及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熟悉，很快取得王道士的信任。1908年3月3日，他获得进入藏经洞的优遇，得以全面检阅藏经洞里的文献资料和其他文物，一件不漏。

伯希和（Paul Pelliot）

探险队队友瓦扬在信中描述了伯希和在藏经洞工作的景象：“在近一个月期间，他是蹲在一个只有数平方米的狭小天地中度过的，他在一只蜡烛的摇曳烛光下挑选所有这些文字宝藏，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有资格从事这种筛选了。他对于汉字的精通、对于当时所知的全部宗教或世俗文献的那种惊人的记忆力，使他可以忽略所有那些没有新奇意义的文书，将那些常见宗教文书背面书写的所有手稿札记都放在一边。”（《伯希和西域探险记》队员瓦扬的信）

伯希和以他深厚的汉学基础，以及对中亚各族语文的辨识能力，花了三个星期，精选出藏经洞中学术价值与考古价值最高的文物。总计6000多件写本以及200多件绢画、织物等其他文物，共以500两银子购得，装满了十大车，浩荡运回巴黎。他在3月26日写给长官色纳尔（Emile Sénart）一封长信中，讲述他在敦煌藏经洞的完整发掘经过，此信于《法国远东学院院刊》发表，中文译本为《敦煌石室访书记》（或《敦煌藏经洞访书记》）。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一行人离开千佛洞返回敦煌，并于隔天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收获满满的伯希和在信中写道：“我认为，无论是从所拍摄的照片来看，还是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我们都从千佛洞获得了人们可以希望从中得到的一切。”

伯希和于敦煌藏经洞所获的经卷、写本等文献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绘画与织品类藏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返法后，曾为部分敦煌写本编写目录，并将摄影师努瓦特所拍摄的纪录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套书，至今仍是重要参考资料。

1908年伯希和在藏经洞挑选文物

至此，藏经洞已经过两次大宗的文物散佚，然中国学界似乎还未发现这个宝库。待确认藏经洞文物已安全海运出中国之后，1909年，伯希和带了几卷精美的敦煌写本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伯斧等人观看。多位中国学者先后赶往伯希和在北京的住所观览敦煌写经，敦煌遗书的消息至此时才震惊了中国学术界。宣统二年（1910），藏经洞中剩下的文物由清学部派人全数运至北京，然而在清运之前，王道士早已另外藏匿了一大批文献。

伯希和与中国学者

大谷光瑞所带领的日本探险队是继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之后，第三支来到敦煌的探险队。大谷光瑞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他的探险队资金来自信众布施所得，属于私人性质，队员亦非专业人员。大谷光瑞探险队曾三次进行中亚探险，最后一次探险前，在欧洲得知了斯坦因与伯希和于藏经洞的惊人发现。1910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时局混乱，大谷光瑞与橘瑞超失去联系，于是派遣吉川小一郎前往中国西部寻找橘瑞超。

大谷光瑞

吉川小一郎于1911年10月抵达敦煌，在等待橘瑞超的三个月间，向当地居民及道士王圆箓收购了若干卷唐代写经，还从藏经洞中带走两尊雕像。1912年1月底，橘瑞超赶至敦煌与吉川小一郎会合，两人又多次向王圆箓购买藏经洞所遗留的经卷，根据吉川小一郎的日记，当时共购得400余卷：“1月31日，夜9时，道士按约定的那样拿来40余件唐经。道士的表情和动作宛如贼在搬运赃品似的。问他还有吗？他又拿出40余件。”“2月1日，两位（吉川、橘）赴道士室看柜子里收藏的经。有好多唐经，与道士交涉，得到唐经169件，装在马背上。下午3时20分离开千佛洞。”“2月2日，下午4时千佛洞道士来，终于用300两买下了这169卷唐经。今天先交付100两，约定等拿来更好的经卷时再交付其余200两。”“2月3日，晚7时，道士拿来200件经卷……”“2月4日，晚上道士来访，道士孤独无援，起初强硬提出，300两少1钱都不行。最后还是以50两成交。”“2月6日，下午2时，离开敦煌。

橘瑞超

吉川小一郎

这批敦煌文物运送至日本后，多数收藏于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部分寄存于今京都国立博物馆。橘瑞超于1912年5月回到日本，开始整理研究带回的部分敦煌写经，陆续出版了《二乐丛书》四卷。1914年，被大谷光瑞出售的此批文物，辗转入藏韩国汉城国立博物馆、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旅顺藏品中的写本后转入中国国家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之寄存品则转入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谷光瑞过世后，西本愿寺中遗留了两箱敦煌文物，捐赠给龙谷大学图书馆。

最后来到敦煌藏经洞淘宝的，是由奥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所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奥登堡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擅长梵文和波斯文，他组成了一支专业的中亚考察团队，队员包括摄影师、地形测绘员、考古学家、翻译人员等，进行过两次中亚考察活动。1914年，奥登堡的考察团第二次出发，来到了敦煌千佛洞，对洞窟进行清理发掘、测绘、摄影、绘画等活动，亦在当地收购了大量的经卷、绘画等文物，其中文书便有2万件。奥登堡虽为最后到来者，收获却相当丰硕，亦不乏珍品。其考察团于1915年返国，于敦煌所获文物分藏于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俄国探险家奥登堡（S. F. Oldenburg）

敦煌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然而最早认知其重要性并亲自前往发掘的，是来自西方的探险家。他们自欧洲迢迢而来，历经如唐代玄奘赴天竺取经般的艰苦路途，秉持着探险家的精神、考古学者的敏锐神经、学者的博闻多识，从无知的王道士手上购取大宗文物，视如珍宝地运送至博物馆中收藏。藏经洞文物之离散虽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困难度，然而这些探险家不畏艰苦、力求亲眼实证的冒险精神，亦令人钦佩。他们对于这批文物历史价值的认知与情感，或许是超越金钱的。伯希和检阅完所有藏经洞文物后曾感性说道：“在藏经洞被发现的八年之后，这些写本还在等待着我。”

敦煌写经《妙法莲华经卷第三》，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奥登堡采集品

李如珊，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硕士，在古代艺术时空里游园、惊艳，于文字间曼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