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 | 神秘西夏时期的刻书印刷事业发展如何?话不多说,您点开看看就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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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9-15 14: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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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年,党项贵族李元昊称帝建国,自称大夏,又称白高大夏国,史称西夏。其疆域,以宁夏平原为中心,“东拒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建都兴庆府(后称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与宋、辽、金成鼎立之势。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传10代,长达190年。西夏立国西陲,农牧并盛,手工业、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党项族原居青藏高原东北部,在唐朝以前,他们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居住,不相统摄,过着原始社会生活。在从唐初内迁到宋初建国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内,党项族与汉族相濡杂处,受其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贵族李氏,早在唐末,就以夏州为中心,成为藩镇势力。他们代代封爵,世世为官,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尽用汉字,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深。唐宋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当然不能不对西夏有所影响。


西夏在吸取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营养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西夏在继续使用汉字的同时,于建国前的二年,就成功地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字,当时称为“蕃文”、“蕃字”等,被尊为“国字”,并在其境内大力推行。元昊令设立蕃汉二字院,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西夏文字的使用范围很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西夏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西夏刻书印刷业的发展情况,不见史传记载。但本世纪以来,丰富的出土文献,却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信息。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分别委派数名“头监”,统管西夏的造纸、印刷事业[1]。繁荣的宋朝印刷业,影响并促进了西夏印刷业的发展。西夏重儒兴佛,他们刊印儒家典籍,更印佛教经典;用汉文印,更用西夏文印,也有用藏文印的;用雕版印刷,还用了最先进的活字印刷。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地处中原,印刷业也较发达,但迄今未见有契丹文、女真文刻本,更未见活字印本,这是西夏与辽、金重要的不同之处。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


一、西夏印刷品实物的发现


清末以来,中国国力衰微,藩篱不固,列强入侵,西方探险家纷纷来到中国西部地区探险、考古,使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文书流失海外,并被逐步披露、研究。建国后,随着文献考古事业的发展,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西夏文物,在西夏故地又有很多重要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的实物资料。


西夏文物、文献的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当数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的发现。黑城蒙古语称哈拉浩特。现在已知城内东北隅的小城是西夏重镇黑水城,元代扩建为今城,为亦集乃路治所,明代以后,逐渐荒废[2]。


1908~1909年,俄国旅行家柯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探险队,先后两次在这块宝地上进行了发掘,在城西北被称为“图书馆”的一座墓塔中获得文书计2.4万卷,加上在城内获得的文书和文物,用40头骆驼运回俄国,其中实物存圣彼得堡冬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文书存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黑城的发现,有写本,但以刊本为多,还有珍贵的泥活字、木活字印本。这项空前的内涵极其丰富的重大考古发现,为西夏研究开辟了新纪元,也为西夏印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后文提到的有关书籍,如无注明发现地址者,当皆为黑城出土。


柯兹洛夫的发现,轰动世界学坛。受其影响,1914年、1923年、1927年,先后有人到这里考察、发掘。其中斯坦因所获较多,“计有汉文古文书230件,西夏文古文书57件。


7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考古部门、学术团体、影视部门等,先后到这座著名的古城进行考察发掘,拍摄影像资料,又有新的发现。1976年6~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黑城东约20公里的老高苏木西夏遗址,发现西夏文辞书《音同》残页20多张[6],1983年9月~10月,1984年8月~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出各种文书近3000份。1991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望长城》摄制组,在沿长城拍摄时,深入沙漠,在黑城东约20公里的绿城西夏遗址,发现西夏文《金刚经》等刻本5种及零散写经刻经残页[8]。


1952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佛经十多种的残页[9]。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敦煌的一座小型塔墓中发现了十分重要的西夏文图解本《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两种[10]。1972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张易乡发现一批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11]。1987年5月,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在该市新华乡亥母洞西夏遗址,发现了十分重要的泥活字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等一批西夏文物、文书[12]。


90年代以来,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区也有重要发现。1987~1988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维修青铜峡一百零八塔时,发现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13]。1990年7月,在维修贺兰县宏佛塔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雕版残块,十分重要[14]。1991年8月~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废墟时,发现了西夏文、汉文佛经、文书等40余种及雕版佛画、捺印佛像等[15],其中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是十分重要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


宋、辽、金占有中原地区,文化兴盛,形成的文献难以计数。但存世的宋朝古籍不过千部,辽仅有应县木塔所出《契丹藏》及其他写本、刻本仅数十件,金也仅有《赵城藏》及皇统九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第六[16],而其他文献难得一见上述西夏古籍,达数百种,数千卷之多,弥足珍贵,大大丰富了中国古籍宝库。


二、西夏雕版实物的出土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最繁荣的时期,宋版书之精美也享誉中外。但作为印刷工具的宋代雕版,却如凤毛麟角,十分少见。据有关资料,仅存3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是图文兼具的佛经雕版;两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为唐代女像,一为三姑置蚕像,皆为1919年河北巨鹿淹城遗址出土,是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17]。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土两次发现了西夏文雕版。


(1)黑城雕版。1909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计6件。其中佛像雕版2件:X-2021号,为站佛,似为汉文《金光明最圣王经》插图;X-2022号,雕版为横长形,是横排的数个小佛。文字版4件:X-2023号13cm×8.7cm,X-2025号17cm×11cm,X-2026号16.7cm×11.7cm,为双面雕版,此3件皆为蝴蝶装雕版;X-2024号只存半板,据判断,全版约为22cm×15.6cm。以上雕版,字文清晰,每面5~6行,每行9~10字[18]。


(2)贺兰雕版。1990年7月,在贺兰县西夏古塔宏佛塔天宫中发现,计西夏文字雕版残块2000余块,有的仅存半个字,全都火烧炭化变黑。有单面版,多为双面版。按文字大小分为三类:大号字版仅7件,最大的一件作蝴蝶装,是仅存的下部残损、但整体版面尚全的一块雕版。中号字的最多,约占50%以上,最大的两件皆为经折装。小号字者约占40%以上多为双面版,残损特甚,这些雕版残件十分珍贵,是研究西夏和中世纪印刷的宝贵资料,同时说明宏佛塔寺是西夏雕版刻印场所。


三、西夏的刻书活动


史载,元昊之父德明晓佛书,通法律(《辽史》卷一一五《外记·西夏》),元昊晓浮图法,通汉文字,几案间常致法律书(《隆平集》卷二《夷狄传》)。西夏最高统治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西夏文化教育和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西夏兴儒重典,发展教育,进行译著的活动,以及后面要谈到的西夏尊崇佛教,进行赎经、译经的活动,为发展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打下了基础。


本世纪以来,西夏古籍虽多有发现,但有明确纪年及刻印情况的却不多。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西夏刻本有官刻、私刻、寺院刻三类。


(1)官方刻书。官方刻书,是指西夏政府“刻字司”刻印的书。“刻字司”属政府机构,设两名头监负责,头监由“番大学士”之类的学者担任。“刻字司”组建于何时,史无明文,但崇宗贞观六年(1132年)出版的字书《音同》“跋”中说,为推广西夏文字,“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将《音同》)雕版流传”(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夏文史论丛》)。据此,至迟在12世纪初甚或更早,西夏已经设立了“刻字司”。


“刻字司”以刻印西夏文书籍为主,多为世俗文献,主要有语言文字、历史律法、社会文学和译汉儒家典籍等。上述贞观六年刻印的《音同》,是现知“刻字司”刻印最早的书籍,有初编本、改编本、整理本、增订本、重校本等5种版本之多。仁宗时期重儒兴教,“刻字司”刻印了很多重要典籍。乾佑十二年(1181年)刻印了译自唐代于立政的《类林》,乾佑十三年(1182年)刻印了仿唐《艺文类聚》体例编纂的《圣立义海》(“圣立”含有“钦定”之意),乾佑十六年(1185年)刻印了反映西夏民风的《西夏诗集》


(2)私人刻书。西夏文字典《音同》“跋”称: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惑之(详参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西夏官方刻书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致有为射利而翻刻官刻书者,说明西夏有私人刻书。私人刻书为个人出资刻印的书,多为民间著述而不能在“刻字司”刻印者。


佛经中也有私人刻本,多为汉文佛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刻印于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八月,是现知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时期最早的刻本。


(3)寺院刻书。西夏建国前后,就进行了广泛的赎买和翻译大藏经的活动。从1031年到1073年的43年间,西夏太宗德明及其后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四朝,先后6次向宋帝献马赎购大藏经,宋帝皆给以满足,令印经院印造赐给。从1038年到1090年的53年间,根据《开宝藏》先后命国师白法信、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等32人为头,持续进行译经活动,先后译成大小三乘“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这就是《蕃大藏经》,即西夏文大藏经。这是中国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译成的大藏经。西夏的赎经、译经活动,为西夏刻印佛经打下了基础。


西夏寺院刻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室重大法事活动刻印佛经,一种是寺院为弘扬佛法刻印佛经。由于两者地位和财力的不同,刻经的数量和规模难以相比,而皇室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数量,反映了西夏佛教盛行的状况和刻印能力的不凡。


寺院为弘扬佛法印施佛经的特点,是在相关的刻经发愿文中,没有直接的目的,也没有提供资金的善男信女。诸如由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在崇宗大安十年(1083年)八月印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等,都是相关高僧主持印施的。这些经虽然没有为何寺院所印的题款,但应是寺院所印,是寺院弘扬佛法的正常业务。


与辽金刻印汉文大藏经《契丹藏》、《赵城藏》一样,西夏也刻印了汉文《西夏藏》,是由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刻印的。贺兰山佛祖院是西夏都城西北贺兰山某处的一座规模很大的寺院,是西夏汉文佛经的刻印中心。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大方广佛严华经》卷九尾页的西夏文捺印押记,提供了这一重大事实的依据。


需要说明,如前述现存西夏刻本有数百种之多,但绝大多数是首尾不全的残本;有的流失海外的西夏刻本,也难以得到有关材料;这都不能不影响我们对西夏刻印情况的进一步了解。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三方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计特精装八开本21册,其中汉文6册,西夏文世俗文献5册,其他为西夏文佛经。随着这部巨著的影印出版,必将为西夏刻书印刷情况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四、西夏的版画印刷


西夏版画内容十分丰富,按其处理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佛经扉画、插图本佛经、单张佛像和钤印佛像等4种形式。


西夏佛经,有如宋朝佛经一样,大都有经首扉画,如汉文《金刚般若密多罗经》、《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转女身经》及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悔法》等,都有相关内容的扉画,其中的“梁皇宝忏图”,线条流畅,构图优美,人物造型生动,是一幅优秀的古代版画。


插图本佛经,是佛经中有连续插图的佛经,有的上图下文,有的左图右文,有的不规则插入,目的都是为了通俗地解释佛经。在宋代,插图还用在儒家经典、历史故事、科技实用等方面的图书上,称为“纂文互注”本,目的都是为了便于使用学习,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在西夏文献中,也发现了插图本佛经,这就是初步认定为崇宗乾顺时期的西夏文《观音经》。


插图本《观音经》是1959年7月在敦煌发现的。这是中国较早的插图本佛经之一,对研究早期版画有重要价值。


单幅雕版佛画,不同于经首扉画,是与佛经脱离而单独存在的。这种佛画唐宋时代就开始流行,西夏时期也大量刻印散施。前述乾佑十五年(1184年)仁宗做法事,除“普施臣吏僧民”佛经、串珠外,还有“彩画功德五万一千余帧”;桓宗天庆三年(1196年),罗太后为仁宗三周年忌,在众多的散施物中,还有八塔成道像净取业障功德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这作为“功德”的“彩画”、“八塔成道像”,都应是单张的佛画。从这些庞大的数字上,可见当时刻印单幅佛画之一斑。


西夏单幅佛画,本世纪以来也有发现。俄藏黑水城文献TK289号,是一张上图下文的宣传文殊菩萨的佛像,该图高19cm,宽29cm。1991年宁夏贺兰县发现了幢形“顶吉尊胜佛母像”,图幅高55cm,宽约23cm。这幅画虽为长方形,但其风格与1944年成都发现的方形《陀罗尼经咒》中的六臂菩萨像,与1974年西安发现的方形《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中的彩绘佛像,有某种内在联系,其共同点是:经像为经咒包围,经像画面大大小于经咒面积,都是佛教密宗画像。


钤印佛像,古称“佛印”、“印绢纸”,是刻好并钤印在纸上的佛像,始于隋唐之际,已有唐代实物发现,可以说是最早的版画。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和吐鲁番就有发现,一张纸上,钤印少则一个,多则数十、数百个佛像。这类钤印佛像,在黑城有发现,在宁夏也有发现,就是与前述“顶吉尊胜佛母像”同时出土的释迦牟尼佛像。


五、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特点


(1)繁荣于西夏后期。西夏建国后,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营养,赎购和翻译儒佛经典,为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创造了条件。但西夏前期,正是北宋刻书印刷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宋版书如同宋代货币一样(西夏主要流通北宋钱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西夏,似乎暂时满足了西夏社会对书籍的需要,西夏刻印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现存实物中,至今未发现景宗、毅宗二朝的出版物;而黑城发现的20多种宋版书,多是12世纪30年代以前的,似乎也说明了这点。当然不是说西夏前期没有印刷,但没有得到发展是应肯定的。现存最早的西夏刻本是惠宗时期的,而90%的出版物是仁宗时期的,说明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最繁荣的时期。


(2)刻印中心在京都。京都兴庆府(中兴府),是西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也是西夏佛教寺院最多的地区之一。西夏书籍的刻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官府手中,如前述重要典籍都由“刻字司”刻印。而皇家重大法事活动所需大量佛经,也由“刻字司”组织有关寺院刻印。这就决定了刻印地点只能在京城及其附近地区。刻印汉文《西夏藏》的贺兰山佛祖院,发现大量西夏文雕版实物的贺兰县宏佛塔,都在京城附近地区。西夏私人刻工及私刻图书活动,也应在有购书市场的京都。宋版书题款中多有刻书地点,如丹州、承德、汴梁、杭州等,而西夏刻本强调的是“刻字司印”、“刻字司重印”,很少有刻印地点题款(目前尚未发现一处),似乎说明了这点。


(3)书写使用竹笔。黑城在汉代属居延。居延地区曾发现过汉代毛笔。自古以来人们用毛笔书写,西夏也不例外。仁宗时,翰林学士刘志直以“工书法”而闻名,西北有黄羊,志直取其尾毫为笔,国中效之,遂以为法(戴锡章:《西夏记》卷二十五)。除传统的毛笔外,西夏还有竹笔


(4)印纸多用麻纸,也使用树皮纸。西夏后期写本汉文《杂字》“器用物部”记载的西夏纸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银碗、纸马、折四、折五、匙箸、金纸、银纸、蜡纸、京纸”等十多种(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说明西夏纸张及纸制品品种之丰富,可满足现实生活各种需要所用。西夏印本使用什么纸,西夏辞书《文海》在解释纸时说:“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966年全苏制浆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对俄藏西夏文献10个纸样进行科学测定,得出结论认为:西夏纸浆是含亚麻、大麻和棉花纤维的碎布纸浆,其廉纹多为7根/cm[26]。1997年12月,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王菊华先生对宁夏拜寺沟方塔西夏文献的9个纸样进行了纤维形态分析,认为西夏时期的造纸原料,主要是废旧麻布和树皮,其中树皮的用量已占相当比例。在造纸工艺上已有施胶、加填的能力,但尚不能漂白,抄纸普遍使用竹帘。帘纹为6~7根/cm。这两项测定结果,与《文海》对纸的解释完全一致,西夏使用麻纸,也使用树皮纸。


(5)讳制不严格。受北宋影响,西夏刻本也有避讳的情况,如西夏文《论语全解》中的“孝”字缺笔,以避仁宗仁孝名讳。但西夏讳制远不如北宋严格,在官刻本中有的避,有的不避;在私刻本及佛经中,尚未发现避讳实例。


(6)笔授、刻工多为汉人。在少数西夏刻本中,也有笔授和刻工姓名,但其姓名在何处记述,处理方法不一,而所见姓名,无论是汉文本还是西夏文本,多为汉人。


(7)装帧形式多有变化。和宋版书一样,西夏书籍也有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梵夹装等。


蝴蝶装和包背装也有变化:有的蝴蝶装是将一张大纸两折折成4面,再将数折相向叠在一起,中缝用线连接,折成一叠,然后数叠码在一起,再用封皮粘接成册;书写时仍是相对的两面写,两面不写,翻开时呈蝴蝶装;但却有如现代书籍印张,如果拆散,连接的两面,多不在一张纸上,有人称为“双蝴蝶装”。这种装式虽仍为蝴蝶装,但不写字的两面,其下部是不裁开的,因此翻阅更为方便;虽然只用在写本上,甚或是装订好后才写,但却是蝴蝶装形式的改进和进步[30]。


包背装除用纸捻或线穿订册页,再加包装封皮的形式外,有的还是单张的上下封皮,然后用线或纸捻装订起来,这种装式介于包背装和线装之间,也是一种进步。上述装帧形式,世俗著作主要是蝴蝶装,佛经则以经折装为主,也有卷子装和蝴蝶装。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还有数十件藏文书籍,其中有数种刻本,均为夹板的梵夹装。


(8)版面设计别具特色。西夏书受北宋影响,版面设计多字大、行宽,墨色浓厚,疏朗明快。经折装佛经,多为上下子母栏。蝴蝶装刻本,有四界单栏,四界子母栏;多为上下单栏,左右子母栏。版口多为白口,上段有书名简称,下段为页码。书名简称用字十分简略,只有二三字,有的仅为一字,如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X,简为《续X》,有的干脆“续”字也省去,只有一个卷数数字,而这个数字,有的还用笔画简单的汉字。页码数字有汉字,有夏字,有汉夏合字,全无定规。


西夏人十分注意对书籍的装饰。在字行空白处插入形形色色的小花饰,是西夏刻本的一大特色。这些花饰,简单的有圆点、圆圈、三角、方块、十字等,最多的为菱形、火炬、三角形花纹,还有方孔钱、梅花、菊花、无名小花饰;此外还有人物,多在标题下空间较大的地方,高达三至四厘米,有头带荷叶,足登莲花的小人,有头带笠帽、背披蓑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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