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廉吏康基渊是吕梁兴县人

庙碑一角

墓志铭

　　十几年前，河南省济源市一位陌生人打电话给我，说当地发现了一通兴县康氏官宦碑。其时，我正从事新闻工作，治学兴趣不在乡邦文献，没有当回事。后来，有闲暇编撰《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兴县卷）》时，忽然想起此碑，，回复该市文物普查队在任家窑村发现了一通清嘉庆帝御敕康基渊的恩爵碑，并称“此碑亦为济源市目前所见唯一一通满汉文碑刻，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我获悉后颇为高兴，遂于2012年6月下旬，专程前往济源市寻访此碑。此碑立于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初一，碑通高约4米，碑首刻有浮雕缠绕的螭龙，两后足向上伸至碑额上部，螭爪托起一颗圆宝珠；碑座为龟形；碑身刻写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共382字。碑文左上角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起，，赠尔为振威将军安徽巡抚兼提督衔”等字样。后来，我又受邀到康基渊世孙聚居地博爱县清化镇拜谒了康基渊家庙，大门题有“奉一士心为言师，爱百姓如保赤子”楹联，并拓印了康基渊墓志铭。该志铭镶嵌于康为军居室过道墙角，志盖竖书“清故朝议大夫江西广信府知府康公墓志”篆字，志铭百余字，介绍了康基渊生平。立石时间为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康家乃我省吕梁市兴县官宦之家，清朝中后期人文蔚起、英才辈出，36人入仕为官，有“七五子登科”“总督军门”“簪缨奕世”之称。

脱履绘帽立生祠

　　前不久，河南省博爱县康基渊七世孙康为军与嵩县文化局局长万志敏一行专程来兴县拜谒康基渊故迹，我陪同左右。其首选之地，是位于城内的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此园原为康家宅院，后捐建基督教堂，1952年改建为烈士陵园。陵园北墙外，亦原为康家祠堂，现已改建为商住楼。

　　据康为军介绍，道光四年，，返回兴县建了康家祠堂。祠堂占地十余亩，前后两院。大门悬“康氏宗祠”横匾，门角书写“总督军门”字，，工整大方。角挂风铃，微风稍动，叮当作响，闻者悦耳，夜阑人静时，诚为四周民人报风警钟。牌楼两侧有木刻楹联。上联“雁塔联辉甲第休夸二宋”；下联“乔毛济美文章漫说三苏”。整个祠院节节升高，状貌丰隆。1941年被日寇焚毁。

　　万志敏此次来访，适值康基渊曾编撰的《嵩县古志选》出版，赠我一本。据其言讲：嵩县地处豫西山区，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说，山地硗瘠，民多疾苦。乾隆二十八年，康基渊到此任知县后，钩访民隐而洞悉其源委，他寻访大禹治水旧迹，发现滨伊水，旧渠十一条，明季兵燹后久湮绝不可复用，他便按旧址，率民全部修复。山涧诸流可引溉者，开大渠4条、小渠6条，纤细曲折，因地制宜；渠身高下不一者，分段设闸，以蓄泄之；田高渠下者，则置水车五十部引溉。凡开新旧渠18条，灌田6.2万余亩。他著《嵩民种田说》，教民因地制宜，“植桑养蚕”，当种“谷米布帛”以“务本”，种经济作物以“调剂”，达“兼权钱币”之的。他在嵩任职3年，连年丰收，百姓安康。嵩邑唯山居偏鄙，民多不业诗书、不习礼让者，他清核地方绝业、废刹、古庙，得地若干亩，建社学32所，亲自拟写浅近切实的教学条规16条，具列于社学，教养生徒。从此，庠生弦诵之声遍于山谷。时河南巡抚阿思哈访知其业绩，上疏折请记功。

　　乾隆帝御览后谕示：“该县康基渊挑浚伊河两旁古渠，并山涧诸流，可资引导者一律疏治深通，灌田六万二千余亩，洵属崇尚实政，留心民事之员，仅予记功，不足以示鼓励。康基渊著交部议叙。”因其善政累累，实惠及民，“去之日，邑人士庶举挽留不忍释，乃脱履绘帽位，而祝者争奔走如狂。”嵩民于老城二道街署右，为康公立生祠。“祠成，邑众竟走拜祠下，胥庆如睹亲公”，以示怀念。

勒石为铭树丰碑

　　康基渊离嵩县后，即授甘肃镇原知县，不久擢皋兰（今兰州市）直隶州知州，履宦一如其在嵩也。

　　皋兰因境内有皋兰山，于乾隆三年更名，乾隆亲笔赐“皋兰”二字，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多民族错居之地，以汉族为主，包括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撒拉族、藏族、赫哲族等。康基渊刚莅任，便有边境彪悍民众骑马来与境内百姓滋事械斗，他即“单骑往视，申明旧约”，以“信义”相待，平息了相沿已久的民族纠纷。他治民理讼以宽厚著称，“非人命强盗，不可轻动夹足之刑”，因为“重刑之下必有冤魂。”刑民未尝逾夹板，民间遂称其为“康八板。”他见州东洪水渠岸峻易崩，度势于南石冈引凿渠口，以避冲陷之害。野猪沟有荒田，无水久废，他询访耆旧，加宽柳树闸龙口，别开子渠。界荒田为七区，招民佃种，区取租十二石，捐给各社学，名曰新文区。州东南九家窑凿山后渠开屯田，旧驻州判主之，久之田益薄瘠，民租入不足支官役，他便请汰州判，改屯升科，为筹岁修费，民于是有恒产。

　　皋兰荒漠广，风沙大，雨水缺，植被少，“肃地柴薪稀少，价值昂贵，群黎恒虑供爨维艰。”康基渊先后撰写《种树详议》《补植树木》，遍谕乡堡种树，亲率民于郊外废滩种杨树10万余株，薪樵详议取给，许取旁枝枯梢作柴薪，以裕民用；建社学21所。又于金佛、清水两乡建仓，以免征粮借囤之累，革番、民采买需索，皆有实惠，官民皆颂。乾隆帝以其“贤才可塑”，“议叙”为江西广信府知府。“去任之日，肃民数万，遮道攀辕，留不得则为之建德政坊，撮其政十六事，刊于石。”曰修洪水渠；曰开兴文渠；曰改屯归民；曰筹置岁；曰兴下堡水利；曰劝民种树。肃民樵苏，至塞外，力苦而价昂，公相东北郊有废滩不可耕，劝民种杨柳十数万株，夏则绿荫弥漫数十里。又遍谕城乡可种树处以渐扩充，阖州樵薪不外取矣；曰建置社学，立法与嵩邑同；曰筹设乡会试经费；曰建社仓；曰发籽种；曰催科不扰；曰严禁博赌；曰词讼速结；曰禁差派累民；曰铺行逐月发价；曰除番民差派，肃之南有黄黑数种番民，向通茶马无征税，军兴后，皮革毛羽税取诸番商，后沿为例。诸番苦之，汹汹然将有变，公悉予裁革，边务始靖肃。

救溺赈饥载史册

　　离开烈士陵园，我们又来到县里的关向应图书馆善本部，查阅康基渊文抄。这是一本《霞荫堂文抄》石刻藏本，全部为康基渊所撰，多为治事之言。如《嵩民种田说》《河渠水利说》《种百合说》《种树详议》等，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广信府所作《救溺女策问》《设婴长救溺女规条序》。

　　广信府，即今江西上饶市，领上饶、玉山、铅山等七邑，这里的商贾繁茂，是历代通往海外的官商大道。乾隆四十四年春，康基渊调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后，发现这里虽“帆樯四达，商贾辐辏”，但邑人重商轻儒，重男轻女，“溺女陋习，唯广信为最。”他在大量调查中发现，一般贫困户之中，只抚育一名初生女婴不溺，中等户“仅留一二，余皆溺之”，“富庶之家也不过二个”，溺杀女婴比例极高。有的女婴刚出生，便被丢入尿桶、井窟或江河溺毙，有的甚至把捣碎的生姜塞住女婴口鼻，再用胎盘包紧窒死。溺女造成的最直接结果，是男多女少，性别比例失调，从而影响婚配。“民多鳏夫，事所必至。”对此，他撰写《救溺女策问》，鞭挞那些溺女者“旋生而旋溺之，可恃昏暮无知，人神共愤。”一面剀切教育，广为晓谕，一面严令禁止并《设婴长救溺女规条序》，明令一村内无论百家或数十家或二三村相连，公举婴长一人，给田五六亩自种，专任谕禁溺女。一年间，全郡活女婴数千。督抚推广其法于其他各邑。

　　康基渊在晋阳书院就读时，便有“文誉籍甚，时有裴马杜康”之称，乾隆十七年中进士后，博学多才。在广信任时，力倡兴学育人，推崇圣贤，以善民风，对府治内各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犹以信江书院为最，增置亭阁和学舍数十楹，其间青云阁、一榻轩、中道亭、文汇轩、万锦书斋、四照亭、半山亭等，星罗棋布、参差错落、交相辉映。竣工之日，康氏自为记。曰：“自大门入，历阶而升，为前厅，为讲堂，为泮池，缭以石栏，荫以嘉植，静与神会，旷若天游。”其建设规模，达到了各大书院诸如怀玉、鹅湖、象山等都不可比拟的程度，宏敞无比。可惜这些建筑除信江书院保存下来，现为上饶县中外，至今留下的已无几。然，康公为官“政成惠洽，百务厘举，泽流而民安”的为民情怀，却载入史册，名垂后世。

来源：三晋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