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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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旧照

一，陈梦家

1985年在香港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1986年出版了英文本，书名Classie Chinese Furniture，扉页是我自己设计的。一团浮雕牡丹纹，宛然明初剔红风格，是从我的紫檀大椅靠背拍摄下来的。下面印“谨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十一字。梦家有知，我想会喜欢，因为他爱明代漆器，尤其是永乐、宣德朝的雕漆。

《珍赏》彩版有三十八幅是承蒙赵萝蕤大姊的允许用梦家的旧藏拍成的。历时数月，我和老木工祖连朋师傅、摄影师张平及协助人员，一次次到大姊住所，把家具逐件搬到院中，擦抹干净，并请祖师傅作了必要的修整，然后抬到背景纸前拍照。每搬一件都使我想起当年和梦家交往的情景。故物犹存，哲人云逝，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在那时我已想好要用这部拙作来纪念老友梦家。

梦家比我大三岁。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学，他已是攻读容庚教授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则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只是由于他和赵大姊结婚后，住在校旁我家的园子中，晨夕相见，渐渐熟识。前不久，萝蕤大姐还说起，有一个深夜，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把他们吓坏了，以为有强人到来。接着听到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随即寂然。过了半晌，觉得没有出事，才敢入睡。原来是我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当时我的所作所为，梦家有什么看法，现在只有问赵大姊。我对梦家的认识则是：一位早已成名的新诗人，一头又扎进了甲骨堆，从最现代的语言转到最古老的文字，真是够“绝”的。我只喜欢作旧体诗，甲骨文又古奥难懂，那时两人都未开始买明式家具，所以没有共同兴趣，只有邻居般的寒暄。

陈梦家资料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梦家夫妇离开北平，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他们去美国。1947年梦家回到清华大学授课，一直到1952年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住在钱粮胡同我舅父遗留的一所大房子内。那时我们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兴趣，不时想着对方又买了什么好物件，彼此串门才多起来。

我们既已相识多年，现在又有了同好，故无拘无束，不讲形式，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生争论，争到面红耳赤。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我以廉值买到一对铁力官帽椅，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拿走。我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被他迎门拦住。有时我故意说他的家具买坏了，上当受骗，惹逗他着急。一件黄花梨透空后背架格是他得意之物，我偏说是“捌饬货”，后背经人补配。一件黄花梨马纹透雕靠背椅他更是认为天下雕工第一。我指出是用大杌凳及镜架拼凑而成的，还硬说在未装上靠背之前就曾见过这具杌凳，言之凿凿，真使他着了急。事后我又向他坦白交代我在说瞎话，“不过存心逗逗你而已”。梦家比我爱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乱堆乱放，来人可以随便搬动随便坐。梦家则十分严肃认真，交椅前拦上红头绳，不许碰，更不许坐。我曾笑他“比博物馆还要博物馆”。

实际上我们谁也不曾真想夺人所好，抢对方的家具，但还要像煞有介事地表演一番，实因其中有说不出的乐趣。被抢者不仅不生气，反而会高兴：“我的家具要是不好，你会来抢吗？！”给对方的家具挑毛病，主要是为了夸耀自己的眼睛赛过你。不管说得对不对，我们从来也不介意，能听到反面意见，总会有些启发。待冷静下来，就会认真地去考虑对方的评论。至于买家具，彼此保密是有的，生怕对方捷足先登，自己落了空。待买到手，又很想给对方看看。心里说：“你看，又被我买到了！”如此十多年，一直到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就是1957年两人都被错划成“右派”，也没有中断过来往。

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它有一定的道理，但多少还有些“道”学气。我和梦家之交，平易率真，彼此见性情。为时十多载，不曾因开玩笑、挑毛病、辩论争吵而留下任何芥蒂，相反地是交谊日厚，感情愈深。这样的朋友，只有梦家，要比多年受我尊敬、淡而弥永的知交更为难得。因此当1966年9月听到梦家的噩耗，感到特别悲痛。自身难保的我，当时不敢有何表示，只有把悲痛埋到内心最深处。

陈梦家著作

梦家在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等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这已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认，并载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由于我对这些学科的无知，不能也不配置一辞。但我和所有良知未泯的人一样，最最感到悲痛、惋惜的是梦家英年早逝，在正将要有更重大的成就和贡献的时刻，，享年仅五十五岁。这是中国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也是全世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三十多年前梦家给我看所藏的漆器、版画、竹刻时对我说：“现在我致力于专业研究，待年老时再做些专业以外有兴趣的工作。”所指的就是对上述几种器物的研究。不过我相信他最钟情的还是明式家具。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难，活到今天，我相信早已写成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

梦家！梦家！呜呼尚飨！！

二，凌叔华

近日陈小滢女士以“散落的珍珠”为题在《文汇报》的“新书摘”栏连载对过去的回忆，引得我不顾老眼昏眇写了这篇短文。

1934年至1941年，我就读燕大，陈源、凌叔华和女儿小滢住在燕园西墙外的果园内，明窗对着西山，可览朝夕变幻之胜。我常走访，吃过刚摘下来的梨、枣。1943年南下谋生，来到重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衡)先生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看我长大的，有意任我为秘书。因纯为文牍工作而未就，转往李庄营造学社成为梁思成先生的学徒工。次年夏，叔平先生来函，告知如能请假两三周，可在乐山相见。那里有故宫的库房，如天气晴朗，开箱祛潮或许有幸看到一些南迁的文物。我欣然从命。

到达乐山那天就去看望陈源先生一家。小滢拿出笔记本要我题辞，写的就是《文汇报》中影印的那首：瓜脆枣酡怀蓟国，橙黄橘绿数嘉州(乐山又名嘉定)。故园漫说西山好，何似乌尤一髻浮。

因刚见面她就说燕大果园如何如何好。我认为水果南北都有，论风景西山可远不如乌尤，意在宽慰她而已。(诗后题记，《笔会》印错一个字，把“粲正”印成“桀正”。)诗句早已忘得精光，见报才想起来。另一张照片是四十年后拍的，小滢母子坐在中间。右侧是我，左侧是老伴袁荃猷，在芳嘉园旧居的书房内。次日我又去陈家，被院中的狗咬了一口。是否为狂犬不敢说，但必须打预防针，否则一旦发病，无可救药。乐山没有针剂，非去成都不可。长途汽车票十分紧张，须预订。幸亏燕大同学沈颖生住在车站附近，求熟人买到一张坐在车顶的票，过涵洞须匍匐车顶，故又名“趴票”。到了华西医学院，一个疗程十四针，打完假期已过。只好改乘下水的木船赶回李庄。

第一夜船靠有客店的小村，夜起如厕，觉得脚面被利刃刺了一下。手电一照，小蛇尚未远去，三角头，分明有毒牙。拣石头把它打死。回到客店，脚面已肿得很高。同船有当地人，告我此地有毒蛇，但咬人致死的极少，帮我挤了挤伤口，腿部勒带，减少毒液扩散。建议我不能再赶路，须住医院治疗。前行到了苏东坡老家眉山，住进医院。十几天后才消肿而伤口尚未愈合。回到李庄，上岸一瘸一拐地走回学社。梁先生见我的狼狈相，对逾期归来未予谴责。此次出行根本没有见到叔平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文物研究所工作。伦敦维多利亚·艾尔伯特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柯律格(Craig Cunas)先生来京，他正在研究明代文人的生活起居。我送他一本陈植先生注释的文震亨《长物志》。为了呼吁恢复传统范匏工艺我写的文章，经他译成英文刊登在期刊上。随后他以博物馆的名义邀我去参观馆内藏品，介绍去剑桥等地作有关明式家具的报告。在伦敦两三周的勾留，使我有机会去看望凌叔华先生。她单独住在一所老房子内，精神尚佳，拿出藏画和自己的作品给我看。

几年后小滢和她的英国汉学家丈夫来北京，住在友谊宾馆。他喜欢民间文学，请侯宝林先生吃饭，邀我作陪。平时听相声都经电视播放，这次同席交谈，总算和侯大师有一面之雅。又过了几年，叔华先生身体已远不如前，想回京定居。她有一所房在史家胡同，宽敞舒适，但被居民委员会占用，成了托儿所。多次申请归还，未能如愿，只好又回伦敦了。

数年后，叔华先生已老病交加，独自来京，住在复兴门外公交车已到尽头的一所不起眼的医院内。她对我说：“我死一定死在中国！”可能她认为再好的医院也难有回天之力，所以随便找个医院住下。两个多月内去看望她三次，送过一盆水仙花。记不清在春节前或后，她与世长辞。友好借医院的空房开了一个追悼会，唁电、唁函真不少，还有大幅绸帐，四个大字“驾返瑶池”之类。挽联只有我写的一副。文曰：

叶落枫丹归故里

谷空兰谢有余馨

后来小滢托人转告我，上面两句最符合妈妈的思想感情，已请人刻在茔地的石头上。

三，溥雪斋

溥雪斋贝子，一夜掷骰，府邸易主。买宅西堂子胡同，庭院深深，不下四五进，旁有园，前有厩，仍是京华豪第。再迁无量大人胡同一宅中院，已僦居而非自有矣。

一九四二年，雪斋先生在辅仁大学艺术系任教，拙编画论将脱稿，曾思趋谒求教。偶过其门，见家人护拥先生登车，颇具规仪，使我不敢再有拜见之想。

一九四五年自蜀返京，于伯驹先生座上识先生。时弓弦胡同常有押诗条之会，后或在先生家及舍间举行，论诗猜字，谈笑已无拘束。饭后忆先生为述往事。百年前太极宗师杨露禅在府护院时，绝技如何惊人。有异人入府，炫其术，桌上扣牌一副三十二张，任人翻看，张张是大天，被逐出。盲艺人代人守灵，忽闻谎报“诈尸”，惶恐中导致种种误会，令人发噱。单口相声有此段子，而先生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与相声雅俗迥异。一次宫中失火，飞骑往救。入宫门见院中白皮松被焚，树多油脂，火势甚炽。此时万万想不到先生竟喊出一句：“那个好看！”以从未见过如此壮丽之火树银花也。以上足见先生语言艺术造诣极高，诙谐可爱。

傅雪斋旧照

傅雪斋作品

无量大人胡同距芳嘉园不远，先生有时徒步来访。入门即坐临大案，拈笔作书画。得意时频呼“独！”“独！”。“独”为伯驹先生口头语，意近今日之“酷”。今存小帧兰草、山水、行楷等皆先生当时所作。荃猷画鱼，亦曾即席为补水藻落花。先生之天真可爱又如此。

过从渐多，始知诗书画外，先生擅三弦，伴奏岔曲子弟书。曾从贾阔峰学琴，荒芜已久，而心实好之。知荃猷从管平湖先生学琴，烦为弹奏。不数月，平沙、良宵，先生已能脱谱，绰注无误。旋与查阜西先生、郑珉中兄游，琴大进。梅花、潇湘等曲，皆臻妙境。于此又见先生之音乐天才。

六七十年来，先生无时无刻不寄情于文化、艺术，深深融人其中，其乐无穷，而家境则日益式微。六十年代初，曾见先生命家人提电风扇出门，易得人民币拾元。为留愚夫妇共膳，命家人赊肉，并吩咐“熬白菜，多搁肉”。使我等不敢、亦不忍言去。而此时窥先生，仍怡如也。其旷达乐观又如此。先生实为平易天真，胸怀坦荡，不怨天，不尤人之真正艺术家。当年以仪表相人，大误！大误！

，先生携弱女出走，从此杳无消息，不知所终。一度欣闻无恙，谓先生匿身东陵，后知为讹传。

拨乱反正后，市文史馆为先生开会追悼，襄曾撰联：神龙见首不见尾，先生工画复工书。

殊不惬意，以先生书画早负盛名，尽人皆知，勿庸再及。顷以为不如易为“先生能富亦能贫”，但终不当意，以未能道出先生可敬、可爱之性情品格也。

多年来，愚夫妇以为平生交往中，先生实为最使人感到率真、愉快良师益友之一，至今仍不时想念。遇有赏心乐事，美景良辰，法书名画，妙曲佳音，甚至见到近日妄人俗子，荒诞离奇，弄姿作态，不堪人目之作，均不禁同时说出：“要是雪斋先生在，将作何表情，有何评论?”于是皤然一老，又呈现眼前。

雪斋先生，入我深矣！

四，张伯驹

1，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间，我曾几次应伯驹先生邀请，参加古琴雅集和押诗条聚会。那时他住在弓弦胡同一号，李莲英的故宅。会后他常留客人吃饭，不是筵席而是家厨备膳。有一道菜每次都有，深受大家欢迎，是任何饭庄、餐厅都吃不到的——清炒口蘑丁。中号菜碗，盛得八成满，一颗颗如小指肚大的口蘑，灰白色，有皱纹，并不起眼，可真好吃。别的菜尚未大动，它已被吃光。我更是刚端上来便先舀一大勺。

口蘑野生，产自张家口外草原，味道鲜美，远非其他菌类所能及。近二十年因生态遭破坏而绝迹，当年也因产量不多而十分珍贵。美食家多用它调羹或打卤，舍不得多放，清炒只有伯驹家才有。看来这是他爱吃的一道菜，不过请客时，他总吃得不多，很会照顾客人。回忆起来，我不免有几分惭愧了。

张伯驹旧照

2，伯驹先生搬到后海南岸居住时，有一年元宵节后不久我骑车去看他，见案上放着一幅他画的兰花。我们从画兰谈到养兰。我说北方养兰不太适宜，家中虽无名种，普通的春兰却年年开花，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问起北方养兰需要什么条件，我说从春暖到秋深，支一个架子，放在南墙背阴处就行了。入冬以后则须放入近似花洞子的地方。我的三间北房，只有正中一间有廊子，入冬后用竹竿、秫秸扎一个大拍子，糊高丽纸，把廊子封好。正中留门，挂棉门帘，地上不时洒水，这种温、湿度对兰花正合适。屋内热气多少会透些过来，入夜结薄冰，日出即化。放在这里的兰花，大大小小十几盆，都开得很好。每年须换一次从绍兴运来的土，换前须把根清洗干净并把坏死的修剪掉，晾干后再重栽。伯驹想了一下，认为现在他家不具备上述条件，也受不了换土的累。现在你既有兰花，先借一盆给我摆摆，开过即奉还。他立即叫女儿传彩骑车随我回家取兰花。我选了一个方盆的，已开、未开的有五六朵，用报纸围好，帮她捆在车座后架子上，带回家中。在此后的两三年，每年我都选一盆给他送去。

，我养兰花的条件也完了。上房三间和西耳房被四户挤占，我被塞到一间东耳房中。南墙被挤占户盖了小厨房，还堆了许多破烂。花盆砸成碎片。兰花也被扔进垃圾桶了。

3，传世名琴“松风清节”，有雷霄监制款，曾是我的藏琴之一。郑珉中先生有《谈吉林省博物馆“松风清节”琴》一文，经过谨严而详审的考证，认为它当是北宋人造的唐琴赝品，刊登在《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二期。对其流传经过有如下一段文字：

这张“松风清节”琴，民国初年在北京琴坛上就是一件知名之品，为大兴冯恕所藏。冯恕子冯大生学琴于名琴师黄勉之之门，“松风清节”遂出世并为琴家所称道，且皆以雷琴目之。冯恕死，“松风清节”琴于1948年出现在琉璃厂文物店中。适逢上海名琴家、“今虞琴社”社长查阜西来京会友，见此琴于张莲舫之“蕉叶山房”，爱不忍释，愿以重金易之，因时局变化而未果。其后，此琴辗转为藏琴家“俪松居”主人所得。适北京大学举办漆器展览，因史树青先生而得借陈数月。六十年代初，中州张伯驹称先生主持吉林省博物馆，设法得之，入藏该馆。

经我回忆，此琴送北大展出系向古玩店暂借，数月后展览完毕始至舍间试弹，经手人言明只收美金，不能低于四百元。倘回忆不误，可为珉中兄大文做一小小修正。

在荃猷(王世襄的夫人)试弹此琴之前，故宫博物院已派我接受美国洛氏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加拿大两地参观学习博物院一年，于一九四八年六月成行。荃猷试弹不久，因家中无此款项，只得请经手人将琴取回。唯行前我找到先慈所遗外国银行存单一纸，存额为三百四十余美元。该行在京业务早已结束，故不知存单是否能在国外兑现。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我携带存单赴美。

在美见习博物馆的第一站是甘泽滋城(KansasCity，今译堪萨斯市。——编注)的奈尔逊艺术馆。东方部主任史克门先生，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学习中文时，他母亲在美国学校教书，是我的班主任，因此对我相当了解。当我拿出存单给史克门看时，他认为兑现不应该有问题。不几天他便把钱取出来了。

买“松风清节”琴的钱总算是有了，不过怎样才能送到荃猷的手中呢?汇款或许根本不能办，至少是非常麻烦。想了许久，想出一个冒险的办法，但必须把具体办法先告知荃猷才行。且很可能有风险——邮件丢失，美钞便一下子化为乌有。但当时我对该琴的占有欲很强，冒险也在所不惜。

我的办法是用两块双面糊纸、中有波浪式起伏纸作夹层的纸板，作为寄照片的夹板。将美钞卷细，塞入波浪式孔中，夹板沿边再用纸条封口，然后送邮局寄出。

我待收到荃猷回信，知道她已完全了解我的寄法时，才把照片寄出。不到一个月收到回信，经她撕开纸夹板，美钞一张也不缺。

荃猷与经手人几次洽谈，琴价以三百美元、佣金三十美元成交。这一经过最近我才告知珉中兄。他笑着说：“你可赔了。一九四八年的三百三十美元比一九六。年的一千元人民币价值要高。”我说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美钞没有寄丢，就够幸运的了。

“松风清节”琴入藏吉林省博物馆是经过伯驹先生的介绍。在馆方认为该琴确实流传有绪，雷制虽未必可信，但至少也是北宋名琴，且音响松、古、清、脆，兼而有之，故入馆后定为一级品，在我与荃猷则为它虽是千年名琴，但音响毕竟不能和已的“大圣遗音”相比，因此不惜出让。

若干年后，我没有想到在发还抄家时运走的旧纸捆中居然发现伯驹先生当年从吉林博物馆写给我的信，已成为有收藏价值的文件了。

我和伯驹先生确实在古琴方面有一些因缘。因此前些年曾误传我向他下跪，求让一幅元人名画，好用它交换唐琴“九霄环珮”。传闻纯属子虚，也算事出有因吧。

张伯驹旧照

4，一九九五年五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我最喜欢页一一三题为“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一幅。一九八二年年初，永玉兄于西郊邂逅伯驹先生，此后不久伯驹先生逝世，迨一九九一年始画此小影，故日“印象”。虽相隔近十年，而绘貌绘神，精妙伦。永玉兄固有传神之笔，伯驹先生之形象亦感人至深，使崇仰者一见即终生不忘。

“印象”上方有密行小字长题，中云：

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口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夫人(潘素)带回者。情深若是，发人哀思。

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一百七十两易得《游春图》，并于一九五五年将《平复帖》及《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八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故永玉兄在长题中有如下的论断，当然更是赞颂——“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居然能喝此蹩脚的红菜汤，真大忍人也!”

永玉兄邂逅伯驹先生已不是他最困难的时期，每月文史馆发生活费，否则连蹩脚的红菜汤也喝不上。伯驹最困难时期在一九六九年被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拒收后只好返回北京，没有户口，成为无业游民，连粮票都靠亲友匀凑，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受聘于中央文史馆。

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二最困难的三年中，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有两次记得比较清楚。

一次伯驹先生独自坐棋坪前打谱，我因对围棋一无所知，怕打扰他，不久即告退。

一次他对我说：“我们为某某画的枫菊图，你题后他又拿给我们看。诗作得不错，颇合我意。”我说：“蒙您许可，荣幸之至。但格调不高，惭愧，惭愧。”所谓“某某”是丛碧词社的社友，因不太熟，已想不起他的姓名了。题诗是：

银锭桥西宅不宽，

黄花红叶耐霜寒。

分明自写双清影，

寄与词人作画看。　　

5，一九七三年我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在发还抄家时拉走的旧纸捆中，居然发现舅父西先生当年寄给我的《刻竹小言》稿。我立即开始整理增补，至一九七五年完成，时舅父年事已高，亟望见其面世。但当时出版十分困难，只得油印一册。但字迹不甚清晰，殊不惬意。于是又手抄一册，并请当代名流题辞。有惠孝同、启元白、张伯驹、黄苗子、黄君坦、蓝玉崧、。字大醒目，便于老人观看，唯以图式不能附入为憾。

伯驹先生题七绝两首：

法书宝绘出穷奇，

竹解虚心是我师。

应笑封侯班定远，

不知铁笔胜毛锥。

平居最爱碧琅歼，

别有风神点划间。

削刻羞为刀笔吏，

肯教书罪罄南山。

丙辰春题畅安词兄刻竹小言，中州张伯驹时年七十有九。

为人题辞，因人而异，或因书而异，有的切合原书内容，加以评议，有的只稍有关联，点到即已，随即脱离主题任意发挥己见。伯驹先生题诗属于后者。他平生对个人的臧否祸福，从无一语道及，但关于华夏文化、祖国人民的生死存亡，关怀至深。对国家的行政举措是合情合理还是，更能清醒辨认，爱憎分明。第二首末两名用“罄竹难书”的典故，，把国家推到了崩溃边缘的严厉谴责和声讨。

无独有偶，：。这位曾跟随孙中山主席参加北伐的老革命家，还兴高采烈地讲到参加天安门庆功游行，和出身完全不同的张伯驹先生爱憎心情竟完全一致。。

转自：微信公众号“炙羽堂”